麦道夫案的第二阶段调查已经展开，政府已开始是否还有他人卷入此案。麦道夫的会计师David G. Friehling被指控犯有证券和投资顾问欺诈以及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虚假文件等罪。SEC还向他提出一项民事指控，称他对于麦道夫的操作“从未进行任何审计”。

此案的最新进展表明，政府正准备向在麦道夫骗局中助纣为虐的人开刀。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能走多远，还有谁会是下一个调查目标，谁将接受刑事与民事惩罚。

David Friehling：会计师在所有商业活动中都是关键角色，因为他们是抵御欺诈的第一道防线。其它的专业人士是在为客户利益服务，而会计师担负的却是保护公众利益的重任，他们通过正确报告金融交易以及保证公司的内部监管使得公司能够交给公众精确的报告。他们的重要性在投资咨询公司中显得尤为重要，客户持有的证券与现金安全就由他们来保证。

Friehling每年都为麦道夫作出完美的审计结果，投资者往往也据此决定把钱交给麦道夫的公司。SEC的指控中称，他几乎完全没能反映麦道夫公司投资咨询业务的运营情况，却还向SEC提交了证明他已合乎流程完成审计的文件。

Friehling在为麦道夫工作期间两者的利益冲突让这一案件显得更加复杂。他作为麦道夫公司唯一的会计师，每月领取超过1万美元的定金，他同时也是这家公司的记账人——也就是说他审计的那些账簿都是他自己准备的，这么看的话，他没能从自己准备的账簿里发现什么问题这一点自然也没什么可吃惊的。

另外，Friehling和家人在麦道夫的公司的投资已经大大高于法律为独立审计师限定的数目，其中超过5百万美元已经在这些年里取出。Friehling被指控通过给账户改名来隐藏投资。所谓审计师的独立性在此案中被完全破坏。

Friehling也许会把自己打扮成麦道夫案中的受害者，因为在这一650亿美元的庞兹骗局真相大白之前他的账户申报值仅1400万美元。但是既然你是审计师，你就不应当抱怨自己受骗，这自然也不会对本案有什么影响。

面临这些指控，Friehling很难为自己辩护。作为这家公司的审计师，他很难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而缺乏任何有意义的审计材料这一点也使得他无法辩称自己并非蓄意向SEC提供显示麦道夫公司经营无碍的审计报告。

对Friehling来说，更严重的是如果他的证券与投资欺诈罪名成立的话，在计算刑期时，麦道夫案中的巨额损失也会有相当部分被算在他的头上。根据《联邦组织判罚指导条例》，若案值在400万美元以上，责任人将面临20年以上的刑期。他已经给麦道夫做了相当长时间的审计师，最终可能会有数百亿美元的损失被算在他头上。

如果说有什么达成协议的时机的话，这就是。

彼得•麦道夫：麦道夫的弟弟彼得•麦道夫在使他的公司的首席法务官。也就是说他的位子跟Friehling差不多，他们的任务都是保证公司的内部监管并且为客户的资金和证券提供保障。

彼得•麦道夫很可能会是调查机构的下一个目标，他在麦道夫的公司中身居高位——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之一——因此很难否认自己熟知公司系统不健全这一点。如果没有他的话，麦道夫的骗局可能就无法实现，他还给政府留下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究竟是不是主动参与这个骗局的。

在听证会上，伯纳德•L•麦道夫把所有欺诈罪名都揽在自己头上，希望能够保护负责公司证券业务的家人，据他所说，公司的证券业务相当成功。如果政府想证明彼得•麦道夫直接参与了欺诈而不只是默许此案发生的话，他们就必须推翻麦道夫的证词。

麦道夫公司的员工：麦道夫的公司里直接与客户接洽并给他们发送伪造的月度账户报告的员工们是另外一大群可能的调查目标。据称，麦道夫雇佣的往往是那些几乎没有证券业工作经验的员工，他们因此可以辩护说自己只是麦道夫麾下的“好士兵”：他们只是听从麦道夫的指示来填好表格并交给客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跟其它白领犯罪案件一样，控方将自下而上地调查麦道夫公司的投资咨询业务。政府会从文书助理入手，尝试得出一个麦道夫的贴身助理了解整个欺诈情况并协助他作案的图景。

这类案件在法庭上通常适用“协助者责任”的相关原则：麦道夫身边的这些人知道他在从事欺诈，并且帮助麦道夫经营业务，让庞兹骗局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参与此案，但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加入了麦道夫的公司并且协助他越骗越大。

但想据此控告他们也并不简单，因为“协助者责任”取决于被告对犯罪行为的了解程度和他们是否主观上协助犯案，并非只要他们提供了帮助案子就能一走到底。对于此类指控，无罪辩护会很有效。

安德鲁•麦道夫和马克•麦道夫：他们分别是彼得•麦道夫和伯纳德•L•麦道夫的儿子，但并未在麦道夫的投资咨询公司里任职，因此想对他们提出指控就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要控告他们的话，比较可能的方案就是证明他们帮助其父实施骗局。

这会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不在场证据，麦道夫公司里的其他人无法证明他俩也曾参与此案。

帮他拉客户的人：麦道夫能够招徕那么多投资者是因为他花钱找人给他拉客户。这些人因此像Friehling一样成了麦道夫巨额欺诈案的帮凶。对他们提出指控的难处在于他们并非是麦道夫公司的直系员工，因此如果没有跟他们有关联的内部员工作证的话，很难证明他们知晓欺诈内幕或者是对欺诈的事实视而不见。

对于其中一些注册投资顾问来说，他们可能因对客户的信托责任未尽职而成为SEC的目标。此外，客户可以因这些投资顾问鲁莽地让他们投资麦道夫的公司而追究这些人的投资责任。

然而，对他们提出刑事指控则要难得多，特别是在麦道夫一人扛起所有罪名并拒绝透露欺诈详情的情况下。

露丝•麦道夫：麦道夫的妻子很可能不会被起诉，除非此案中其他人能够指出她与罪案有直接关联。她和麦道夫的夫妻关系并不能成为定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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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在前文中提到的，麦道夫的认罪标志着此案第一阶段的结束。对Friehling的指控则表明控方已经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协助麦道夫展开欺诈的人身上。关键问题在于控方是否能够通过证明有其他人知晓并主动协助他进行欺诈来推翻麦道夫“独立实施欺诈”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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