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作品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读者必须反复推敲。他的作品结尾或没有结尾的结尾语义模糊，令人费解，但当你从另一种角度重读一遍，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有时一个结尾可以得出两种解释，因而对他的文章也就有了两种解读的必要，而这恰正是作者的目的所在。试图对他的作品细节寻根究底是不可取的。因为词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不管解释的有多么精确，符号终归是模糊的，而小说家只能还原其活动。另外，要理解象征符号的意义是世间最困难的事了，因为象征符号不仅表达了作者的本意，它同样在现实中赋予了更多作者无意中表达的内涵。鉴于此，要理解象征符号，最稳当的做法就是避免先入为主、挖根刨底。特别是对卡夫卡的作品，我们最好遵循他的习惯，从形式上入手来了解他的戏剧和小说。
初看或没认真看的读者会发现文中人物，他们惊慌又固执，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奇遇而深陷于本与自己无关的问题中。在《审判》中，约瑟夫·K莫名其妙的被捕了。当然他也很想替自己辩护可是却不知从何说起。律师们也觉得他的案子很难办。与此同时，他继续生活，照常恋爱、吃饭、阅读公文。然后，他在一个很黑暗的法庭接受了审判。他不清楚状况，只知道自己被判了刑，也不知道罪名是什么。他继续自己的生活，有时也会怀疑这发生的一切。后来，两个衣着体面彬彬有礼的绅士将他带走了。他们礼貌地将他带到了人迹罕至的采石场，把他按在石头上割了他的喉。而临死之前，男人也不过就说了句：“像条狗一样。”
可见，如果一部小说最明显的特征是自然性，那么其中的象征符号就无从谈起了。有些作品情节读者觉得顺理成章，而有一些则不然（当然，这是极少的）——只有剧中人物认为顺理成章。角色的奇遇越不同寻常，故事便越显得自然而然。从这条古怪却在明了不过的悖论中我们看到：虽然存在矛盾，但角色的命运越让人不可思议，剧中人物越是能安之若素。这种自然而然似乎是卡夫卡独有的，更准确的说，他深知《审判》究竟要表达什么。人们以前讨论过人类存在性的表现形式。当然这很简单又很复杂。我想说的是，对于卡夫卡而言这篇小说的涵义是有所指的、相对自我的。尽管他让“我”认罪，可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替我说；他活着却被定了罪。在他开始创作小说时他就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过，他每每悔改时都会淡然地这么做。对于自己的不惊讶，他倒一点也不惊讶。他作品中的荒诞性最初就是用这种矛盾来表现的。他的思想通过精神悲剧得以具象化。而他必须借助一种永恒的悖论来表达——这种悖论能影响作者表现虚无的能力，影响普通姿势传达壮志不变的能力。
也许《城堡》也是这样，成了有情节的神学。但首先，它是一个灵魂追求恩赐的奇遇：一个男子向世界追问皇室的秘密；探寻女性体内神的特征。《变形记》也是一部明显的有关伦理学的可怕的画卷，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可估量的惊讶，人清晰地感到自己在变成野兽，尽管自己对此无能为力。而卡夫卡的真实用意就藏在这种基本的模棱两可中。正常性与异常性、个别性与普遍性、悲剧性和生活性、荒诞性和逻辑性，他们之间的作用不断地相互抵消，贯穿了卡夫卡作品的始终并赋予了作品回响和深意。要理解作品的荒诞我们必须指出并强化这些矛盾。
的确，一个象征符号需要两个平台，两种不同的观念和感悟，以及能翻译两者的词汇。而这个词典又是最难编写的。要将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对应起来就意味着要挖出他们之间暗藏的联系。于卡夫卡而言，这两种观点一个是日常生活，另一个是他那超自然的忧虑世界。这里我们不得不发散的解释下尼采那句名言：“大问题俯拾皆是。”。
人类的存在性（所有文学作品中都有）表现为一种基本的荒诞和一种无可替代的尊严，而两者的契合又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请允许我重申，我们精神的富余和躯体短暂的欢愉这两者荒谬的分离描绘了荒诞和尊严。荒诞在于只有这个躯体的灵魂才配如此天马行空的超越。无论谁想描绘出这种荒谬都必须通过一系列类似的比较来赋予荒诞生命。正因为此，卡夫卡用日常生活表现悲剧，用逻辑表达荒诞。
演员越是竭力表现角色的悲剧性，越会在无意间夸张。如果他演的很有分寸，那么他赋予角色的悲剧性就越强烈。从这个角度来说，希腊悲剧让人受益良多。悲剧中人物命运在逻辑和自然性的掩饰下总是越加明朗。悲剧《俄狄浦斯》中主人公的命运就被提前交代。超自然的力量决定了他会犯下弑父娶母之罪。剧本极力揭示了导致英雄不幸的是一种逻辑体系，这种逻辑体系是由一个又一个推论构成的。我们并不觉得这种个别的命运有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因为发生的概率很低。但是，如果作者向我们证明了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国家和人们的亲近中必然会出现这种命运，那么这种恐惧就会得到神化。反抗使人类战栗地说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反抗中也肯定存在着一种绝望的肯定，即“这是可能的。”
希腊悲剧的奥秘或至少奥秘之一就在于此。我们也可以用一种相反的方法来更好的理解卡夫卡的作品。人类有种惰性，当他遭遇挫折时，他会将其归结于天意。由于幸运的发生也是必然的，所以按照这种方式来说这也是不合理的。虽然如此，现代人在认识到它时，每每将其归功于己。另外，我们还可以说说希腊悲剧中偏爱的命运以及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比如尤利西斯，那都是在危险境地中自救的。毕竟，要回伊萨卡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伊萨卡岛为尤利西斯的故乡）。
不管怎样，悲剧中联系着逻辑性和日常性的隐秘关系是我们要铭记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变形记》中的主人公萨姆沙会是一名要旅行的销售员，为什么在他变成了寄生虫的奇遇中，他最困扰的竟是他的老板会因为自己缺勤而发火。他的身上长出了很多触须和爪子，脊柱拱了起来，肚子上长出了白色的斑点——我不能说他很震惊，这会影响效果——所有遭遇也只是让他有一些“小小的恼怒”。卡夫卡作品的精华就在于这种与众不同。他的代表作《城堡》中生活的细节占了很大篇幅。在这篇诡异的小说中，一切都是徒劳的，永远不得不从头开始。
小说表现了在这场重大的奇遇中一个灵魂寻求着恩赐。从其他伟大的创作者笔下你也可以看到这种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用行动解释问题的小技巧。《审判》中的主人公本可叫施密特或弗兰茨卡夫卡，但作者用了约瑟夫·K这个名字。约瑟夫不是卡夫卡，但其实就是卡夫卡。约瑟夫只是个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的普通的欧洲人。但他也是实实在在的K，代表一个真实的人。
如果卡夫卡要表现荒诞，他也会运用这种联系。我们知道疯子在浴缸中钓鱼的故事，一个在考虑精神病治疗的医生问他鱼上钩了么，疯子恶劣的答道：“当然没有了，你这个蠢货，我是在浴缸里钓鱼啊！”这个故事很诡异，但从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逻辑性的强度和荒诞的联系程度。事实上，卡夫卡的世界是个难以名状的世界，在那里，人在鱼缸里钓鱼，尽管明知什么也钓不到却依然沉浸在这痛苦的满足中。
我由此认识到要在该作品的原则上谈论其荒诞性。比如《审判》，我得说它很成功，因为肉体终会胜利。
无言的反抗（这恰是作品所写的）也好，了然又沉默的绝望（这恰是作者所创造的）也好，小说人物到死还在享受的不可思议的自由自在也好，这里通通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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