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Pavel

在未来的十年，我们能看到经典的破门人物吗？摄影：Peter Robinson/Empics体育

想象出未来巨变的难度不亚于登天，也许是出于这一点，上个世纪的诸多幻想大都不超脱三个基本范围：宇航服和浮空靴；极权主义的倒台；以及警世的精神贫瘠。不过，从足球规则化以来的146年发展历程看，我们大概能够胸有成竹地设想，足球的革命时代已告终止，下一个十年的战术变化仅会是小修小补，而非天翻地覆。

传球、235向WM的演变、链式防守、四后卫的形成、全攻全守，这些重要的变革或顺应规则的改变而生，或源自底蕴不深、足球概念相对自由之地。在电视传播地毯式覆盖的现代世界，再也没有允许战术独自发展的世外桃源。与其他领域一样，足球的全球化带来了同一化。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报道过，维维克·拉纳戴夫将他女儿所属的篮球队带到美国全国冠军的位置上，而这群12岁的孩子之前对篮球一无所知。篮球队一来一回的进攻方式让拉纳戴夫大惑不解，于是他拿来了足球比赛里的那一套，鼓励球队在前场压迫对手。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能在高水平篮球中奏效，但在我看来，足球战术若有大变，则几定将来源于另一项运动，或是另一项运动所统治的文化。

革命的可能性

读到美日对足球的描述时，我总是为一种错位感所包围：不仅有词汇上的差异，还有对足球看法的差异。我们当然可以概括之，宽泛地讲，足球在欧洲人眼中是连续的，在美国人和日本人眼中是离散的。日本杂志上，复杂的表格比比皆是，卖相虽好，但我不确定它们能否反映比赛的总体情况。同时我还察觉到，美国足球解说员因为橄榄球和篮球中常用的数据统计分析不能很好地运用于足球而深感失望。

关于《颠倒的金字塔》（注：乔纳森·威尔逊一部关于足球战术的著作）的最离奇评论来自美国，这位点评者讶异于140年来的战术历史变迁似乎并无复杂之处，最多不过是将球员位置前移或后撤而已。他还设想了橄榄球教练会给足球攻防上带来何等影响。我认为，足球是项没有秩序的运动，缺乏可以复制和练习的固定套路，这些因素使得他口中那种预先安排的复杂套路难以实现。

但我也不敢肯定。也许这种方式最终衍生出一些新兴而深奥、而目前看来不可思议的事物。打个比方，英足总前技术总监艾伦·韦德将比赛分为多个小节，创立出一套全新的比赛思路，他在教练班上传授自己的心得，从而培养出包括霍奇森和堂·豪伊在内的一代名帅。曾有反对者指责他过度实用，但正如瑞典学者托马斯·彼得森所说，韦德引导足球“迈入了更高一级的复杂之中”，一如毕加索之于绘画或查理·帕克之于音乐那样。

朝鲜如同足坛的迷失世界马廖盆地（注：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的神秘之地），它或许能够利用自身的孤立而有所创新。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朝鲜时常使用3-3-3-1阵型，即便算不上是重大变革，也堪称非比寻常。与世隔绝并不一定是好事：在余下世界有力抵抗强者侵袭之时，被隔绝者却只能暴露在捕猎者的魔爪之下——贝隆政府闭关锁国，阿根廷在1958年世界杯上受辱便是典型。

飞机模型

不管革命是否出现，演变都在继续。六十年代中期，基辅迪纳摩变阵4-4-2（罕为人知，但发生在拉姆塞类似的变革之前；二者是独立的）。维克多·马斯洛夫肯定了这一变化，并表示：“足球像一架飞机，速度越快，空气阻力越大，所以你得让机头变成流线型。”

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但马斯洛夫的看法已被普遍认同。去年，回归4-4-2（或4-4-1-1）之风在英超盛行，但单前锋体系依然占据主流地位4-2-3-1更是在西甲盛极一时，成为诸队的默认战术。巴塞罗那以及随后的阿森纳对阵型进行了调整，两位边路攻击手位置提前，二前锋回撤，成为拖后的组织核心，从而塑造出4-3-3阵型。

有趣的是，巴塞罗那的4-3-3尽管形似穆里尼奥执掌切尔西时的4-3-3，但其演变过程与后者大相径庭（经4-2-3-1而非菱形进化而来），所以，其阵型运作机理也稍有不同——这有力地提醒我们，战术是阵型与球风的合体，而我们很少提到的一点是，阵型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马斯洛夫的类比之言需要修饰，因为关于“流线形”球队的说法并不太易于理解。可以推测，马斯洛夫的言下之意是，随着球员速度的增加，寻找空间将愈加困难，于是进攻球员需要从更靠后的位置插上进攻，防守球员便难以跟上。

看到C罗和巴萨的前锋从边路切入，个个进球如麻，我们或许会感慨，进攻球员从后方或是边路插上进攻可真占便宜哪！其实，这本是条亘古不变的定律。不过，这种进攻方式也破坏了“流线形”的布阵。自然，“伪9”的应用也随之而来，中锋后撤打组织，搅乱对手的盯防布局，梅西在巴萨6-2皇马一役中出奇制胜便得益于此。

中锋的两个发展方向

伪9号是中锋发展的一个方向（这里说的是最高级水平比赛，在低级别足球中，控球和处理球的想象力不太受重视，而快速、高大、侵略性强等传统优点仍具备其价值）。但若前锋不能锤炼现有的技术，他便会反其道而行之，成为领衔锋线、开辟空间的攻城槌，正如德罗巴、赫斯基乃至萨莫拉之流。贝尔巴托夫和伊布等人则兼两者于一身。

伪9也好，攻城槌也好，此情此景出现，大环境是射手的职责已不再为攻城拔寨，而是为他人创造空间。很显然，前锋若能把握机会，甚至是身怀像德罗巴和托雷斯那样“无中生有”的进球神力，固然是最好，但单凭进球如麻并不足以评价他的能力。如果抢点型前锋尚未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下一个十年可能将是他们的末日。

一体性

射手职责的分化，乃是一体性这一大趋势的一部分。这一概念率先由马斯洛夫提出，后又为洛巴诺夫斯基和萨基付诸理论。它不仅实现于基辅迪纳摩和AC米兰，六十年代末的凯尔特人，以及七十年代的阿贾克斯和拜仁都不乏它的影子。

后三者阵容年轻，球员一同成熟，组成优势与缺陷互补的有机整体，从而孕育出极为流畅的球风。在基辅和米兰，它则是教练高瞻远瞩、有意执行的策略。我怀疑这种严格的系统化部署是否能在大牌时代行得通——但更为广义化的一体性应有其用武之地。

我们可用桌上足球来进行类比。在打到一定水平后，关键的两位攻击球员便成为后场二将，因为他们拥有充足的时间和身后空间来射门，于是，三名前锋便扮演起拦截者的角色。足球中的边后卫得益于其充裕的空间，攻击力渐长，所以边锋变得更加工于防守，以对边后卫构成逼抢。

如此这般，拥有空间的人便成了第二名中卫而非边后卫，自由人的归来因此重现生机，我们已通过皮克的表现看到这一点。自越位规则放松以来，各队趋势是摆出四后卫而非三后卫，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将可能看到进攻型中卫和控球中场的结合体，球队实际上拥有三个半后卫。

黑格尔模式

演变不是线性的，它会曲折反复，也未必向更好的地方发展。十年前，你会说足球将成为肌肉怪兽的运动，但梅西、哈维、伊涅斯塔和阿尔沙文的成功显示，拥有C罗这般体格的球员无疑更具优势，但技术出众的小个子也有其一席之地。别忘记，三十年前，十项全能运动员出身的边后卫布里格尔被誉为未来球员的发展方向，可后来，德国在1982和1986两届世界杯上丢掉六球，其中至少四球拜布里格尔所赐。体格固有影响，但绝非包罗万象。

从某种程度来讲，演变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一处的空当暴露出来，随即被封上，但另一处的空当又暴露出来。一位橄榄球作家最近向我表示，出于某种自然轮回的作祟，橄榄球世界杯不是进攻的温床。每届比赛后，总会诞生一些旨在增加比赛开放性的规则变化。规则在一两年间管用，但在下一届比赛到来时，教练们已经找到对策，比赛又重归防守至上。

在我看来，足球有能力自我衍生出全新的进攻方式，而无需对比赛规则修修补补——只有一两处例外，如1925年的越位规则之变，以及因意大利之夏进球寥寥而对手接回传球和背后铲球的禁止。足球的正题、反题、合题是不变的。

不过，进步的背后，隐藏着亟待复辟的旧观点。在过去十载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希腊，他们在04年欧洲杯上使起人盯人，对手根本没有想过对策，自然一筹莫展。德拉普上赛季用大力界外球“轰”出的成功也归于同一范畴。各队如今已找到应对之道，因而手榴弹的威力也今不如昔。下个十年甚至会出现这样的光景：中卫的前插已成家常便饭，为遏制进攻型中卫，抢点型前锋又将复活。

但我们可以认为，对足球之整体性（于洛巴诺夫斯基所称，作为“能量系统”的球队而言）的认同将会愈为广泛，数据统计的日益复杂，球场一端所发生事件对另一端所发生事件的影响得到全面的理解，令这种认同尤加深刻。用一句老话来说，进球不是为了赢球，赢球是为了进球：尽己之长，遏彼之长，随心所欲，方是踢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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