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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否鼓励了错误的企业精神?(Harvard Busines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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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nancyq 原文作者: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发布:2017-06-19 10:59:21 挑错

上个月95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过世。经济学界成员普遍表示哀悼,很多人认为他应该在生前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罗伯特(Robert)有幸与他工作过一段时间,亦师亦友,在其晚年见证了其经济学方面的智慧。

在鲍莫尔众多经济学贡献中,最著名的是“成本病”。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高生产率的部门提高了低生产率部门的成本以及价格的原因。这一观点现在尤其重要,经济活动已经转向诸如健康医疗、教育等低生产率类型的服务,这些服务开销日益增长,占据了公共及家庭预算的大部分份额,而且这些服务持续的低生产率拉低了美国整体生产率增长水平。

但是鲍莫尔还有另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观点可以解释美国生产率大幅下降,地位同样重要。他认为美国生产率低是因为潜在的企业家没关注正确的工作类型。

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企业家精神: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破坏性的类型”(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中,鲍莫尔认为,一定时间阶段内一个国家的创业决心的水平是基本固定的,决定一个国家创业产出的因素是在“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努力之间,管理和指导企业努力的激励结构。

鲍莫尔指出,大部分人认为企业精神应该是“生产性的”类型,一些企业创始人把一些新的或更好的物品的商业化,在这过程中其公司更有益于社会及其自身。大量的研究认为,这些秉持“熊彼特主义”创造性地破旧立新的企业家,是突破性革新和生产率、生活标准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但是鲍莫尔很担心另一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家:非生产性的那一种。他们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构筑起监管的壁垒,用公共支出为自己谋利,或是制定倾向于他们意愿的规则,在竞争中为他们自己的公司创造优势。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行为。鲍莫尔写到:

“企业家们总是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这些企业家的角色有很多种,其中一些角色并不是一般被认为的积极地、革新的。实际上,有时企业家们可能变成寄生性的存在从而实际上损害了经济。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企业家们如何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的规则,即经济的激励机制,这种情况占了上风。”

在鲍莫尔的理论框架中,创业的低迷不是经济增长缓慢的罪魁祸首;更确切的说,在两种企业精神之间此消彼长的企业努力,尤其是生产性企业精神的下降及同时非生产性企业精神的上升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但这就是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况吗?

首先,我们(每个州和几乎所有大城市地区)记录了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新公司成立数量水平的普遍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还在加速:

1、实际上,我们发现截止到2009年我们发现公司的倒闭率超过了新建率,这在我们三十多年的历史数据中尚属首次。新建公司数量上的下降广泛出现在每个工业部门,包括高科技部门。在高增长率公司的活动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减缓,占净就业增长中最大份额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所有这些都表明生产性创业的增长缓慢。

那么另一种企业精神怎么样?我们是否如鲍莫尔理论指出的,也看到非生产性企业的增长?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种假设,但确实有这种迹象,表现为两种形式:利润上升,尤其是经济中最大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显示他们努力改变竞争规则的。这种模式与经济租金和寻租行为的增长是一致的。

例如,曾任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的Jason Fuman和Peter Orszag在2016年撰写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认为经济租金一直在上升,尤其是从2000年以后,这一阶段经济租金是导致薪酬不平等增加的核心因素。同样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苏黎世大学的一组经济学家发现,那些顶尖公司占有市场份额迅速增加的行业,其工人的收入份额正在经历大幅的下降。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Simha Barkai详细列出了分配给劳动、资本和“利润”(一般情况下,资本和利润都包含在一个宽泛的、包含所有其他变量的“股东回报”的范畴中)的行业收入份额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他发现和其他研究指出的一样,工人们挣得的收入的份额一直在下降,而资本赚取的收入也同样在下降。事实上,这两者下降的同时,加价或是租金的收入份额一直在增加。

要明确,经济租金本身的存在并不能促使非生产性企业精神的增加。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就是寻租行为增加的证明,亦即通过影响激励机制或是市场的竞争规则遏制公平竞争的多方努力。

波士顿大学的James Bessen提供了启发性的证据,寻租行为一直在增加。在Bessen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证明了从2000年开始,政治因素占公司利润增长的一大部分。这是通过扩大倾向于掌权的公司的监管得来的。同样的,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家Jeffrey Brown和Jiekun Huang认为高管与关键政策制定者关系紧密的公司股票回报率往往极高。

简而言之,鲍莫尔极具前瞻性的警告道,经济不仅被成本并所困扰,还被企业家同行所困扰,对企业“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行为的分配规则的变化从有助于经济变为伤害经济发展。不幸的是,大量证据显示鲍莫尔的警告已经成真。如果美国要着手解决其存在的大量问题,我们需要找到方法激励潜在的企业家成立创新的、生产性的企业,而不是努力与政府合作来确保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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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2条评论
Kensho发表于:2017-06-19 12:01:08

and what determines a nation's entrepreneurial output is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that governs and directs entrepreneurial efforts between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endeavors.
决定一个国家创业产出的因素是在“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努力之间,管理和指导企业努力的激励结构。
而能决定一个国家企业发展产出的,是影响和指导企业家在生产型和非生产型投入之间做出选择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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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q发表于:2017-06-20 20:27:43
Kensho:and what determines a nation\'s entrepreneurial output is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that governs and directs entrepreneurial efforts between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endeavors.
决定一个国家创业产出的因素是在“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努力之间,管理和指导企业努力的激励结构。
而能决定一个国家企业发展产出的,是影响和指导企业家在生产型和非生产型投入之间做出选择的激励机制。

@Kensho:谢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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