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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志向 不读书的小孩子 不工作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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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koka 原文作者:内田树
发布:2017-05-13 13:58:21 挑错

学力低下而不自知

我现在任职的大学由于最初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所以也以英文教育出名。可连我们这也已经很古怪了。早些年,在入学还要考托业和托普的时候,我问过我们的英语老师“咱们学校现在平均分有多少?”。老师告诉了我,我却不明白这个分数是什么意思。于是又问“这个成绩等于怎么个水平?”,“如果是内田老师当大学生的时代,那等于中学三年级学生的英文水平”。我当时大吃一惊,第二年(2004年)这个老师告诉我“已经掉到中学二年级了”。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分数线的大学的一年级新生就只有二年级中学生的英文水平。中学高中六年英文读下来,就只有中学二年级的水平,我那时想这锅不能全让懒惰和精神不集中背了吧。这么说虽然有点怪,但仅凭不努力来保持这么烂的学习能力也是相当困难。

处于本校名誉考虑,在此说明,这不光是我们学校而已,是整体大学生都有这个倾向。前几天,针对全国范围内的4600名大学生做了一次英语能力的调查,显示结果为,具备中学三年级(英检三级)水平的人有45%,中学二年级(英检四级)水平的有13%,真是超级震撼。现今大学生中有六成只有中学生的英语水平。

先前文科省层提出要培养“能够运用英文的日本人”,还提出2007年前高中毕业生的英文能力要平均达到“英检准二级-二级”水平的目标,英语教育改革是开始了,只是目标完全没有实现。不但没有实现,还越来越差。英语的授课重点从读写改成了口语,虽说“宽松教育”导致了英语课时间有所减少,但我觉得这不是理由。

关于学力低下,有几点不得不考虑。其中之一就是孩子本身对自己学力的自我评价有严重错误。因为学力是集体性的低下,所以孩子本人无法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学习在变得越来越差这一事实。

如各位所知,偏差值(*日本考学时的术语,请就当分数线、平均分这样来理解好了)代表的是自己在同学年集团处于何种水平的数值。自己在同学年之中处在什么位置才是参加高考之类的考试竞争时最重要的,只要事关考试,学力并不是问题。只要竞争对手比自己学习差,考试结果就不会改变。所以说,只要同学年的人大家全部都学习很差,自己学习差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甚至可以说,同年级的人大家学习越差,竞争负担反而越轻。如果大家都是每天学习5小时,那如果自己不学个6小时就会考不过人家,可要是大家每天都只学1小时,那自己学2小时就足够轻松取胜了。

或许这是无意识的行为,然而如果将竞争放在优先位置进行考虑,那么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整体下降,反而是孩子自身和家长们真正的心愿。

我读过一篇报道,说眼下应届考生的家长们说“日本高中生当中有60%在家完全不学习”,他们表面上可能是眉头皱皱“好糟糕呀”,可是内心一定是“太棒了”。自家孩子的竞争对手一个一个掉下去,怎么可能不开心。但是,他们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竟抱有这样不体面的想法。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只要自己家有学龄期的孩子,那所有的日本人都会无意识地期待着自己孩子以外的孩子全部都学力低下,因为那样对自己孩子有利。只是谁都没有发现这种无意识的欲望实际上在心理上把学力低下的孩子们又往后拖了。

曾经,有个在駿台教国语(*他们的国语是日文)的朋友跟我说,像駿台这样的预备学校(*针对高考的考前学校),每年都会在固定的时间组织相同难度的考试,所以只要看分数就能准确说明学生学力的变化。按他所说,当时国语的平均分是每年下降一分。“一年降一分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吧”我这么说,仔细想想,十年十分,二十年就是二十分。现在在预备学校考60分偏差值的学生如果放在20年前,可能就只有50分。但是,偏差值这个数值只在学年整体中才具有意义,所以问题不在学力上,只要能考上理想的学校,谁管这些年学力如何变化。就是这样,日本学生的学习能力才会是探底式的下滑。

“矛盾”都不会写的大学生

如果身处教育一线,就能切肤般体验到大学新生学力的低下。

前段日子,我看了大概有一百份科目报告,先不说写的内容,那个字真是厉害了。基本上都是小学生那样的圆滚滚的字体。说内容的话,有一半都是自古以来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水平。“小学生水平”就是凡事都是以自己主观的“喜欢/讨厌”、“知道/不知道”为唯一判断基准的水平。“老师在说什么我不懂”,照理说正常的学生都会对自己形成负面评价,但实际并不是这样。或许在这些学生的报告里头已经包含了“批判”。“你说的东西,我不喜欢”和“你说的东西,我不明白”这两句话就像是昭示凯旋一般,完全超越了老师要求的话题。

某种程度上还算有逻辑、有学问或者说对于老师讲授的内容,能够说出“我有不同意见”这样“有骨气”的报告,一百份里面就只有两、三份。大部分都跟小学生远足回来的感想似的,“我们去远足了,吃了便当好开心”这种,“听了老师的课,学到了好多”这种,这种也能算报告,我真是要惊呆了。

但我也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程度的最近已经雷不到我了。可不光是我们学校,我去别的国立大学上大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

错别字也是能够明显识别大学生学力低下的一个指标。往前倒推个七、八年,有次看报告的时候看到“精心”两个字,当时真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正解为“精神”,两个词在日语里发音完全相同,但“精心”这个词在日语里不存在)。“精心”这种错别字,估计学生自己看到都会觉得“诶,好像不大对劲……”,如果不觉得不对劲那才是不对劲了。

还有最近才出的一个错。被我看到“无纯”这么个词。这个冲击比“精心”还要震撼。因为写出“无纯”这个词的学生在词义上是用对的。也就是说,她把“无纯”当作“矛盾”在用。(*这两词在日语里也发音相同,都念成mujun)。这么说来,“mujun”的话,只要是口头表达,她都不会露陷。更厉害的是,她这个“无纯”由于包含了多个对立的因素,还表达了“不纯粹”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词还是她凭一己之力自创的。要靠“mujun”的发音而推断出“无”和“纯”两个字的组合还能造出个新词来,可以推测说造词人本身的智力是很高的。问题在于,因为智商还是不够高,所以写不对“矛盾”。

当然,把“矛盾”写成“予楯”,写成“予盾”这样的情况有一箩筐,但是那都是知道“矛盾”这个词,看到的话认识,但就是写不对。像这样的词要多少有多少。会读,意思也明白,让他们“写出来”就是要写得颠三倒四。如果你要我把“颦蹙”和“魑魅魍魉”这种词写出来我也不会。但这种只要大概知道个样子,日常生活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无纯”这种性质的错误可不是这种简单的问题了。

为此我陷入过沉思。“为什么这个学生,可以活了20年都不认识‘矛盾’这个词呢?”这很简单的呀。不管报纸还是小说,“矛盾”这个词都很常用,这个女生至今应该看到过几百遍、几千遍了吧。但是,“矛盾”还是不认识。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简单一句“因为她不看书的”就当作解释的话那还不够说明问题。因为这些女生们阅读量其实很大的。漫画也好,她们爱翻的时尚杂志也好,就算是信息类杂志都有大量的文字。不用说,“矛盾”这种难度的词在漫画和杂志里也会频繁出现。可是,还是不会写。为什么?

看不懂也无所谓

我想恐怕她们是直接跳过去了。

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跳读能力”异常发达,远远超越我的想象。书翻开,啪一看,碰到不会念,看不懂的词,轻轻松松就跳过去了。直接跳过,完全没所谓的。

“跳过”这件事本身没有错。对理解不了的信息选择跳过这种能力,其实是人类智慧的特征。机器就没法“跳读”。人类智慧和机械智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类可以对不明白的信息选择无视。所以这件事本身没问题。

但是,一般来说遇到看不懂的词语就算想跳过去,心里还是会有疙瘩,有点堵。就像喉咙里有根刺戳着。不明白的东西如果不彻底咽下去就让它这么堵着的话,会难受的不得了。“不懂的事情”就“这么不懂着吧”,这只有人才能办到。因为“先搁一搁”这样的行为会保持人对“想要了解的事情”的欲望,在某些情况下,反而能促进“想要了解”的欲望。

Jacques Lacan(*注: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家)把这种智慧的运动比作是在夜晚航行的水手。

假设在夜里,我们看到海上有个什么东西在动。运动地很规律让人有点好奇。如果是机器或者动物(鲨鱼之类)的话,那等于是假设“那个东西”是已知的事物。因为在机械和动物的范围内,已经没有我们“好像不认识”的种类。所以说,首先,我们先随便假设是“鲸鱼”、是“遇难的船只”或者是“月亮的反射”好了。准确地说,机器和动物都必须做出判断。可是人却可以做到看到了东西但是先不做判断。在黑夜里航行的水手可以在航海日志上记下“几点几分、什么经度、什么纬度 确认发现某物”。只有人类的智慧才能够接受“存在某个不明朗的东西”这种事。(Jacques Lacan《精神病(下) 小出浩之等译 岩波书店》)

不明白的信息就先“不明白”着,过段时间再来消化,这种“先跳过”的能力是人类智慧的显要特征。但是,看着这个写出“无纯”这种错字的学生,我感到的却是把“不懂的东西”就一直让它“不懂着”,原本能激发人类智慧能力反而倒退回去了。明明有“不懂的东西”,怎么就能毫无所谓呢。

看报或者看杂志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常遇到不认识的词语。这些词里面也可以分“不认识也没关系”和“不认识会有问题”两种。听上去虽然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会自动区别“这个词不认识,感觉不认识会有点糟糕啊”的词和“这个词不认识,但不认识就不认识了”。如果是“不认识就糟”的词,我们会去问可能认识的人“这个啥意思?”,也可以回家翻词典,把这个“洞”给堵上。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是完全不做这个“堵洞”的动作了。自己不认识的词,就算频频出现在是将自己作为目标读者的刊物上,也毫不在意。

我感觉比起“不明白”,这种“就算不明白也无所谓”的态度还要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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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3:59:18

世界已经千疮百孔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满眼都是不认识的字和不知道的概念。既然连“矛盾”都不认识,那估计报纸外交版和经济版上的内容,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文字都是看不懂的了。通过媒体看到的世界就跟“虫咬”似的,不断地有“含义的洞穴”冒出来。我想或许现在就是这样的吧。

假如是我自己,眼前要都是这样“虫咬”过的风景,那我肯定会很不痛快。我一定忍不下去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面对这种“千疮百孔”的世界还没有难受到看不下去。
女大学生读得最起劲的活字媒体要算是时尚杂志了。几年前,上我研讨会的学生想要针对现代人语言能力低下的问题做个调查统计,就从《JJ》什么的学生们常看的时尚杂志里随机挑了一页复印,发给大家,然后做了个“页面上如果有不认识的词,请用记号笔标出来”的问卷调查。结果出来后我惊呆了。真是厉害了。记号笔都要画满了。

时尚语汇里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交错使用,每个月还会有好多新词冒出来,就算是大学女生要跟上节奏也很辛苦,恐怕是读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看的杂志里有这么多不认识的词。要看的人一个月能看上好几本。我经常佩服她们这信息处理能力可真不是盖的啊,其实她们都是在看什么也不知道。

就连自己最熟悉的活字媒体里的文章都能轻松跳过,我觉得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能力”了。

也就是说,这些人对看不懂这件事是完全没有感到压力的。

明明自己是目标读者,可是发送过来的语言记号却是意味不明,却完全不会感到不爽。这种独特的感受性构造在最近的20年来似乎已经在年轻世代中深深扎根。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

被看不懂的文字包围着活着的话,一般来说会感觉压力山大的吧。一定会在意的要命。如果长期抱有这种压力,作为生物行为水平会下降。所以说,选择有两种。一,查明白意思,把“无意义的东西”收到“有意义的东西”这栏去。另一种就是采取就算有“无意义的东西”存在也“不在乎”的心理机制。弱小的动物在受到惊吓时会呈现假死状态。通过降低身心感受度来熬过外界带来的压力,作为生存战略来说是“可取”的。或许,现代的年轻人也是在无意识中采用了这种“迟钝战术”吧。这也许可以作为解释学力低下的一部分理由。

之前也说过,学力低下的危机性要素之一在于,孩子们虽然多少也知道自己学习差,英语单词不认识,思维缺乏条理,却不会有特别不爽的感觉。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不大清楚。但是仔细想来,能够作为解释的逻辑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当成了“不存在”的东西。

如果有什么不认识的的文字窜进视野,我们会感觉被“打乱”了。那是因为本该被意义填满的地方出现了空白而产生了微妙的违和感。如果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却感觉堵得慌那是因为原本应该在那的东西不见了,或者是原本不该在那里的东西却出现了。这种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被“打乱”了。用Gestalt心理学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不懂的东西”没有沉入“地下”,而是浮到“面上”来了。就像Lacan说的水手一样,“有”一个“不认识的东西”。有个东西虽不明白,但却“存在”。但是对于你能够跳过“不认识的词”的学生来说,“不懂的东西”等于“不存在”。

对于在深夜的桥上眺望大海的水手而言,进入视野的东西首先全部都是“自己清楚了解的东西”。所以才会在遇到浮游在海面上的“不清不楚的东西”时,感觉被“打乱”。可是,假如飞进视野里的全都是“不清不楚的东西”的话会怎么样呢?那样的话,就算是再多出一个“不清不楚的东西”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了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对年轻人来说,世界本身就全是意味不明的洞洞。就跟奶酪一样。到处都是含义的空白。因为世界本身都变成了洞,所以就算再多出一个“意味不明的东西”,也不过是奶酪上多了个洞而已,轻轻松松就跳过去了。或许到某个阶段,在他们的世界中连“意味不明的东西”这个东西都会消失了。

本大爷化的孩子们

现在的小孩子。对于眼前世界 “不明所以的事物”散落一地的现象,并不会感到特别的不安或者不爽,心安理得的很。对自己无知的生活也不会感到担心。这个现实或许可以作为考察“从学习逃跑”这一论题的线索。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遇到一本让我眼前一亮的书。我想借此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是由诹访哲二所著的《本大爷化的孩子们》。书中内容极为震撼,但却鲜有相关书评,也没有引发全国性的议论。诹访先生身为“职业教师大会”的代表,是长期战斗在公立高中教学一线的老师。诹访老师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日本学校简直大变样。孩子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里他举了好些个课堂上鲜活的例子,都是那种虽然能理解“好像是有这种事情”,但却很难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的事。与其用一些套路来解释现象,我认为还是这些必须用新事理来解释的现象在理性角度更具有生产性,而诹访老师提出的就都是这样的问题。

举个例子,老师进教室了,还有学生在窃窃私语。已经开始上课了,还头转过去在聊天。老师于是提醒“别说话了”。结果学生一听,顶嘴说“烦不烦,我在听啊”。真是要气死了。还不依不饶,反咬一口“我不是在听啊,警个屁告”。固然对于老师来说是“你明明就聊天了……”,可是学生本人就是死咬不放“我有在听课”。

八十年代起,这样的事情在全国的中学和高中都开始抬头,有学生在厕所里面抽烟。被老师看到,老师说“喂,你抽烟了吧”,学生竟然能一边灭烟头一边说“没有啊”。明明就是活捉了,还能狡辩“我又没有抽”。还有学生考试作弊的。被老师抓到说“你这个是作弊用的小纸条吧”,那学生竟然说“我又没有看”。

但跟过去的不良少年又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不良少年至少还知道自己是在做坏事,抓到后,起码还会先说一句“我错了”,不会给自己洗白。这点就很不一样。现在是就发生在眼睛跟前,老师和学生自己都眼睁睁看到的事情,都能淡定地“才没有”一句推翻。这种找借口的本事,以某一时期为节点,在全国蔓延。这既不可能是有人教的,也不是媒体报道我们国内现在很流行这样哦。但就是在短短时间里,全国的初高中已经全都是这样的学生了。

这个倾向最近已经开始传染到更年长的群体。八十年代上高中的人,现在都应该有四十多岁了,会这样毫不奇怪。他们在读中学高中时被实践证明有用的讨价还价的本事,现在也照样灵活运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中。

我们来看一则新闻,是关于一家经常出问题的公司负责人澄清情况的新闻。一开始的时候,基本只回答“还没有收到诉状,无可奉告”这样不痛不痒的话。后来收到诉状了,也要先嘴硬说一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问题”。再等到证据确凿了,才肯服软,挤牙膏似的承认错误,拖到最后才说“万分抱歉”再伏地垂头。我都看腻了电视上放的这种套路。就算是为尽快恢复企业的诚信也好,少费点司法上的功夫也好,本来痛快来句“对不起”就行的事情,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勉强,我真是一万个看不懂,但他们就是没法给个痛快。因为他们不是自愿道歉,可能从小时候起,就算是铁证如山地被抓到在做坏事,都是习惯性地先抵赖说“我又没有”再开始讨价还价,除此之外的选项对他们来说压根不会。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吧。

回到学校上来,诹访老师在书里也提到他和熟悉的老师对孩子们的变化,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和思索。关于讨论所得的结果,我认为应归结于诹访老师的洞察力,他提出这么一个假设“或许这些孩子是在要求等价交换,不是吗?”

我来稍微引用一下这部分文章。

“他以及她试图将自身行为、自己认定的负面性与老师做出的处分进行一种‘等价交换’”(……)为了确保自以为是的公正,采取了抹杀事实或尽量“大事化小”两种途径二选一的方式。今后,无论哪间学校,学生“闹事”后的结果都会殊途同归(现在亦是如此)。(诹访哲二《本大爷化的孩子们》)

诹访老师将孩子们的行为解读成“等价交换”实在一针见血。我想借此概念作为线索来解释孩子们为什么会变得“从学习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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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3:59:37

假设之外的疑问

孩子进小学后,一律都是从平假名、片假名、算数和罗马字学起。可是,在给一年级小学生教平假名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举手了。
“老师,这个学了是干嘛用的?”
孩子们这么问我。
我想在座的这个年龄的各位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生平头一回在学校上课,是不会有人问出“这是干嘛用的?”这么激烈的问题的。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竟然会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小孩子从被送进学校的那刻起,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是干嘛用的?”真是够厉害的,某种意义上说这问题真是好生意人啊。

诚然,这问题也有一定的道理。对孩子来说,要在教室里一动不动地坐上四、五十分钟,安安静静地听老师讲话,还得记笔记,算得上是“苦役”了。这种“苦役”,可能对他们而言,是付给老师的代价。换个说法,就是把“痛苦”和“忍耐”当作“货币”付给老师了。所以,相对应的,他们才会问自己又能收到什么财物或者服务作为“等价交换”呢?孩子们问的就是“我都付出这么多了,老师又能给我什么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老师没法回答。不可能有答案。回答不出才正常。这种问题根本不该从孩子们的嘴里问出来,这才是教育制度成立的前提。

所谓的“义务教育”,被现在的孩子们理解为“有受教育的义务”。这当然是错的,孩子们没有“受教育的义务”。孩子们只有“受教育的权利”。负有“让受监护的子女去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的人是父母。对孩子们来说,受教育的权利是扩展他们人生可能的最重要的权利。日本宪法的起草者在起草宪法时,大概没有想到会被孩子们提问“为什么必须行使这种权利呢?”吧。但孩子们说了“如果你解释得好,我就行使权利,如果解释不清楚,我才不要什么受教育的权利呢。”

所以说,听到“为什么非得受教育不可呢?”这种问题时,因为压根想不到会有这种问题而哑口无言的大人是太正常不过了。宪法第二十五条就“生存权”一项规定:“所有国民,具有享受最低限度的健康和有文化的生活的权利。”假如有孩子问“为什么必须过健康有文化的生活呢?”的话,估计谁都会哑口无言。万一有什么人能就基本人权,滔滔不绝“让孩子们也心服口服”的话,这种人我才觉得要警惕三分。

但是现在有一些大人会利用经济合理性向孩子灌输学习动机。他们会功利性地诱导小孩子说“好好学习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好事’发生喔”。好好学习,就能进“好学校”,在“受人尊敬的岗位”上工作,拿“高薪”,和“高水准的异性”结婚,他们会这样解释给孩子们听。与其说现在有这样的大人,不如说几乎所有老师和家长都逃向了这样的回答。在被问到“为什么非学习不可呢?”而感到惊愕而说不出来话的正经老师和家长才是少数。

如果把这个问题作为“假设之外”的起点的话,那么无论大人和孩子都要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育是什么?”可惜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大人考虑的还是“如果孩子敢问这种问题就该臭骂一顿,然后再给他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我认为这就从一开始就就“纽错了纽扣”。

回答不了的问题不必回答。

曾经某个电视节目上,有个中学生问“为什么不可以杀人?”,现场的评论家们当场语塞(由于这个故事流传地太开,搞不好其实是“都市传说”)。可是,那个(语塞)才是正确的反应。“正解”是“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人问这种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世上的确存在。假如,那个中学生对哑口无言这个答案还不满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当场把他吊起来,再请他“现在请你再把刚才的问题问一遍”。

这世上,因为战争或灾害而被剥夺了学习机会的孩子有千千万万。只有那种不知道这世上存在着好几亿不在乎一切只想要读书的的孩子的孩子才会问出“学习有什么意义?”这种问题,而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放眼整个历史都是奇葩之举。

刚才说的那个问“为什么不可以杀人?”的中学生并没有把自己算进“有可能被杀的人群”里。同样地,会问“为什么必须学习?”这种问题的小学生也没有想过“自己有可能会被结构性地被剥夺学习的权利”。只有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才会问出这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问题是,现在的大人在对应这种问题时,却做不到毅然语塞,“闻所未闻”而拒绝回答了。别说做不到哑口无言了,还想着搞点连孩子也懂的利诱办法来骗他们学习。而小孩子们,由此早早就学会了提什么问题会让大人尴尬,或者可以诱导大人回答一些连小孩子都懂的却毫无内容的答案。这真是不幸中的不幸。因为孩子们竟然从中获得了某种成就感,

于是他们会顺着这最初的成功的记忆,在以后遇到一切事情时,都先来一句“这能干嘛?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答案还对胃口那就“好吧”,不对胃口就“不买账”。在人生的早期,这种处理是非的标准就已经烙印在他们体内了。

就这样,“等价交换的孩子们”诞生了。

家务劳动的消灭

为什么孩子会首先问出“这能干嘛?”这么功利的问题呢?针对这个问题,我想直接引用诹访老师的回答。

“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无孔不入的金钱生活。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从早到晚被‘信息媒体’全面占据的生活。我们完全陷入了钱生钱的经济运动之中。孩子们也是因为在经济循环中确认自己作为‘消费主体’的身份,就早早地有了‘自立’(独当一面)的感觉。孩子们正在从经济体系中直接接收信息(被教育)。在学校意欲教会孩子们作为‘生活主体’和‘劳动主体’的身份之前,他们已经明确知道自己是一名堂堂的‘消费者’了。明明已经成为了主体,还要去学校当教育的‘客体’,当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了。”(《本大爷化的孩子们》)

这是过去十年我所读过的有关教育的文字中最带给我启发的一段。孩子们在上学之前就确立了自己作为消费主体的身份。我觉得说得太对了。

现在的小孩和三十年前的小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在进入社会时,是作为劳动者,还是是作为消费者进入。

虽然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参与社会活动,是首先要作为劳动主体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的。

不具备社会能力的幼儿在成长过程中,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该做什么呢?首先就是做家务。吃完饭,把饭碗拿到厨房去,打扫院子,打水,遛狗,给爸爸擦鞋等等,小孩子得做一些原本是由妈妈或者爸爸完成的事情。孩子要替家长分担劳动。对家长而言,这些原本得自己做的事情,即使只是一点点但也是减轻负担了,当然会表扬孩子说“谢谢”或是“真棒”。孩子们听到则会又高兴又自豪。

孩子们在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中,一开始就是通过分担家务而得到自己是有用的认可的。尽管微不足道,但为家人付出劳动并换得感谢和认同,这给幼小的自我提供了身份的基础。由此也展开了孩子社会化的过程。

渐渐地,孩子们不再限于家务劳动,而是参与到了家庭之外的社会活动中,付出劳动或是向他人进行馈赠,从而获得对应的感谢和社会的承认这样的回报,通过交换塑造个人身份基础的道理并没有改变。

孩子们作为分担家务的小能手投身到了社会关系之中,所以他们首先是作为劳动主体成立的。或者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途径。至少到六十年代中期,全日本的孩子,就算程度上有差,都是作为劳动主体出发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孩子们已经无法以劳动主体获得社会认同并自我成立了。这样的机会从结构上已经几乎全面推翻。

说到底现在的家务活已经少之又少。家务本身就不是什么生产性的活动。虽然像扫地、洗衣服这样不做的话,家里就会一团糟的家务依然不得不做,但包含一定游戏性的,或者能带来某种成就感的,又或是和社会训练和自然学习之类挂钩的劳动已经几乎没有了。遛狗、打水、除草这类和自家的自然环境相关的劳动,多多少少还会让孩子们忘记时间玩得不亦乐乎,但现在这种工作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说,就算家长想让孩子做也没法让他们做,因为无事可做所以也无可奈何。孩子们通过分担家务,给父母献上一点心意,给家庭这个系统做出一点贡献,这样实在的体验现在的孩子是体验不到了。

甚至可以说,“什么都不要做”才是现在家长对孩子们的要求。

因为孩子们动来动去会扰乱家庭内部的秩序,所以最好就是他们一动不动,在规定的空间里保持静止就是孩子们的最佳贡献。这么做的家庭多的要命。“行了,求求你啥都别干!”这样的妈妈的怒吼我早就习以为常,仔细想想,我们小时候是基本不会听到“不准动”这样的禁令的。那个时候还有好多就算小孩子做的不利索,也总比没有好的活要干。“连猫的手都想借来用”这样的场面也是常有。

家里能够指望孩子们帮忙的生产活动已经无限接近于零,另一方面,孩子们却被催促着早早地加入了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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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3:59:53

教育服务的买家

先不管其他,总之得先把自己作为消费者的身份给明确了,如今的孩子从制度上就受到这样的驱赶。个中缘由不胜枚举。殊途同归都在超少子化这个理由。

超少子化导致的结果,如果照一对夫妇育有一子来算,一个孩子就有“六个口袋”,爸爸妈妈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总共六个钱袋里的零用钱都在供养这个小孩。甚至还有三、四岁的孩子已经会拿着纸币去买东西了,真是眼镜都要掉下来。

在我们那个年代,生平首次社会活动不是劳动而是消费,在帮忙家里做事之前先学会花钱这样的孩子应该是没有的吧。相反,现如今恐怕有一半以上的孩子的社会初体验就是买东西吧。

我认为这最初的两种不同的经验,会决定性地导致不同的结果。

孩子们出生后第一次购物会得到怎样的印象,我觉得这并不难想象。

答案就是“唯有钞票一视同仁”。

把钱往便利店的收银台一放,就能听到“您好,欢迎光临”的机械化的问候,不管客人是四岁的孩子,二十岁的青年还是八十岁的老人,理论上都能换取相同的商品和服务。或许你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可是对于四岁的孩子来说,这种可是惊为天人的体验。因为在一般成人出入的社会场合上,是没有大人会把一个四岁的孩子当作平等的对手来对待的。可如果是作为花钱的人出现的时候,就没有人会管年龄、知识、社会能力这些人类的基本要素了。重要的是花多少钱,而不是谁花钱。这就是“金钱的透明性”这一特权属性。所以说,即使社会能力基本为零的小孩子,只要拿着富足的零用钱作为消费主体在市场上登场,他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法外的全能感。就算是小孩,只要有钱,也能得到和大人一样的待遇。这种全能感在我们小时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经验吧。

从消费行为开启社会活动的孩子在人生的最早期就获得了“钱是万能的”体验。这条起跑线所释放的重量比我们想象的要重得多。它也不是传统单纯的拜金主义倾向。因为只要是作为消费主体出现,根本没人会过问买家的人类属性。

问题也不出在钱多钱少,而在于要以“买家”的身份出现。
只要表明“我是来花钱的”,不管是多小的孩子在市场上都可以作为一等一的玩家上场。由此得到的陶醉的快感才是重点所在。

一旦小孩子体验过这种快感,后面的展开就不难想象了。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首先就会挑明自己的“买家”身份,与人面对面时,最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表明自己作为消费主体而存在。当然,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也已经无意识地占据了自己是“教育服务买家”的身份。他们就像是拍卖场上腰缠万贯的大户,抱着胳膊在打量讲台上的老师呢。

“那么,你打算卖什么给我呢?要是中意的话也不是不会买。”
这句话放到教室里来讲,就变成“要我学平假名,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等价交换这种交易的首要特征就是买家会装作自己对可能购入的商品的价值十分了解。

这个特征很好理解,因为如果不知道商品的价值,就没有人会买。我们在购物的时候,会比较一下类似的商品,看一下商品特性再掂量一下性价水平,只有了解了这个商品到底有什么意义之后才会掏钱,对吧。就像翻阅广告目录就能了解商品信息那样,只有对商品有充分的了解,能为自己选购适合的商品的人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作为消费主体开始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于摆在自己眼面前的东西,消费者首先会把它们当作“商品”来对待。然后开始考虑为了约定的服务和性能自己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否划算,如果觉得这笔生意是划算的才会付钱取货。

对消费主体而言,“无法理解其用途或有用性的商品”是不存在的。那样的东西首先就不会被认为是商品。所以,之前说的那个进了小学,问老师“要我学平假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的小学生不过是问了一个作为消费主体会提的极其自然的问题。询问“这件商品有什么用?”是消费者的权利,也是消费者的义务。

所以,这位年轻的消费者当然会认为无法理解“价值或有用性”的商品“不值得购买”。

教育的逆论

还有必须谨记的一点。在提问“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这个问题时,一定得用上修饰性的语法。

这是因为消费者心里很明白,做买卖时只有装得对商品的有用性(或者无用性)一清二楚,夸张地表演出自己“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的冷淡,才能让生意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准确来讲我知道它什么用都没有)”这个在做等价交换时能为自己创造最大利益的交涉法早已被我们年轻的消费者学得滚瓜烂熟。因此,“我才不要。我都不知道这玩意能干嘛”对于小孩子来说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反应。

刚才已经提到,这个问题能给孩子带来某种全能感,对提供教育服务的老师用一句“那种东西,我才不要”一口回绝的话,等于是一脚踢开了至今人类汲汲营营构建起的理性的建筑物,能感受到全能的感觉当然不在话下。

老师目瞪口呆,窥探着孩子的脸色,还试图利诱他们“行行好学习吧”。在孩子们眼里,这就跟集市上客人一看商品卖相不好说“我不要这种货色的东西”,商人就拖着客人求“你只要出价我就卖”一样。

而更要命的是,在孩子们看来,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里基本就没有他们觉得有意思或者有用的东西。学校展示给他们的大部分东西的意义他们还不能理解。这很正常,他们还不了解这些东西的用处,而自己掌握的度量衡又还无法衡量出其价值,却还是被逼着去上学,当然觉得没劲了。

所谓教育的逆论,就是教育的受益人在接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之前,有时根据不同场合,可能是要在结束教育之后才能知道自己将如何受益。

可是,作为消费主体进入学校的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没能明白学校正是存在于此逆论之上。

以前的孩子,也就是作为劳动主体出发的孩子们,被灌输的观念是在学校“学习”跟做“家务”是一样的(英语里这两个词都是work)。只要努力“work”,就能获得被家人或当地人“认同自己是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直接的回报。所以,孩子们就不会问“work有什么用?”。做家务的孩子首先就不会说不明白自己在做的劳动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因为如果自己不做,那就变成父母“不得不做”,如果自己帮忙了,就能减轻父母的负担。有没有意义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明白“我做了,那爸爸妈妈就轻省了”,就做了。他们是追求着认同感,在摸索中作为劳动主体而逐步形成自我的。

相对应的,作为消费主体出发的孩子总是把眼前的事物当作“商品”来看。所以就会想要“砍价”。想要用最少的钱换最多的东西。一般商店里买的东西,货币充当应付的代价。那么在学校里代价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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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0:12

有种货币叫作不爽

在学校,学生没有办法直接付钱给提供教育服务的老师。但是如果不交出某种形式的“货币”,自己就不能作为“买家”出现在等价交换的市场上了。那么,他们拿什么当钱来使了呢?之前我们也稍微提到过,只要学校里不允许直接用钱,那么教室里能用的货币就只有一种。

那就是“不爽”。

对孩子们来说,耐着性子闷声不响地听五十分钟课绝对是“苦熬”。他们把这种苦熬带来的“不爽”当成“货币”,并试图跟老师提供的教育服务进行等价交换。

在学校,这是孩子们能够支付的唯一一种用于交换的货币。他们来学校就是来受苦的。在他们的概念里,教育服务就是不爽的对价。

因此,教室就成了不爽和教育服务进行等价交换的场所。

自然而然地,他们就习惯性地在教室里也搞起“讨价还价”这一套了。他们要把自己“不爽的货币”按最高的汇率去换取“教育服务”。

打个比方,孩子们听了五十分钟课觉得很不爽,当他们判断这种不爽已经超过了自己被迫接受的教育服务的质和量,就会“砍价”。假如说他们觉得这节课的价值就只值“集中注意力十分钟”,那么五十分钟的课他们就只会花十分钟看着老师,做笔记。剩下四十分钟的“不爽”对于这堂教育服务而言是“不该支付”的,所以他们就跟旁边的同学讲话、打游戏、看漫画、走来走去,或者睡觉,用这种他们认为“不至于不爽”的行为来充当代价。

这里的“充当代价”准确来讲,也是一种“无奈的充当”。

好不容易砍到十日元的东西怎么能付二十日元。这不符合交易规则。所以,一旦他们认定“这节课只值十分钟听讲”,那剩下的四十分钟他们就会全力以赴“绝不听讲”。与其说上课聊天是“因为想聊所以聊天”,其实是“不聊就亏了”。诹访老师案例中那个被老师警告不要聊天的孩子,能那么愤慨地回答“我不是在听啊!”可能是真的在生气,自己这么努力地绝不多听一分钟,竟只是被当作单纯的怠惰和开小差了。

万一老师说“不想听就索性别来了”,那那个聊天的孩子可能还会超级生气。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跟在集市上,买家正琢磨着该怎么还价才好,却被骂一句“想还价就别到市场来”是一样的心情。卖多少钱怎么能由卖家说了算。你要是报高了,我就砍。你来我往,才能得出双方都舒服的价格,你怎么能不认可我这聪明的消费者的努力呢。恐怕孩子们就是这个思路。

抽烟、作弊之类的问题行为或许也出于相同的逻辑。

抽烟被抓了现行,就算说“我又没有抽”也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是一边用脚把香烟踩掉,同时硬说“我可没有哦”,就多少能掩盖掉一些真相。5%也好,10%也好,只要能动摇“你抽烟了”的可信度,就不吃亏。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把烟头从窗户扔出去,冲到马桶里去,只要能消灭证据,就算被老师现场抓到,在校长和家长面前解释起来,老师证言的可信度都会微妙地被削弱。

即便是很难抵赖的事实,总之先赖掉,磨平一点事实,跟学校下放的惩戒侃侃价,就跟“在集市上购物”是一个道理。孩子们正是以这种消费者精神在跟学校教育对抗。

学生们的意志表达

我研究会上的学生去做教育实习的时候,我也会去实习学校打招呼,所以有机会参观上课。而我总是会被公立初、高中的学生在课堂上所表现出的“我没兴趣”的激烈程度震撼。

“起立、敬礼、坐下”这套虽然还在做,但班长是要老师催着才肯歪歪扭扭地站起来,有气无力地喊口令,接着全班再以一种歪曲到快要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姿势起立,勉为其难地敬礼,最后摇摇晃晃地坐下去。我都要被他们这种精密的身体技能感动了。学生们专心致志着地“可千万不能因为礼敬得太标准,一不小心被老师以为我们是在尊敬他,绝对不行”。如果只是怠惰的话,人类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慢动作的。要做到超过正常的缓慢对肌肉和骨骼都是巨大的负担。所以这不能解释为学生是生理上的弛缓。这完全是带有明确意志的标志性的身体运用。

孩子们使出浑身解数表现着“我们对你提供的教育服务毫无期待”。这就跟买家在集市上比划着手势说“那我可要还价了哦”是一个意思。

如之前所说,买家在集市上首先做出的动作就是要夸张地表现出自己毫无购买商品的愿望。聪明的他们知道,这样一来,对方就会让步了。学生们的行为也是一样的道理。不想上的课也忍耐着在听,所以要他们为这 “如此不爽”支付的代价就只能是跌到地板价了,他们就是这么对老师宣誓的。集中10%的精神已经是最最多了,再多你就甭指望了。

这明摆着是在做生意。所以说,迟到、旷课,表现出一副懒散的样子,却不等于他们想要退学或者觉得上课毫无意思。他们也知道学习英语、数学、古文和历史一定是有用的。他们只是追求“能与自己付出的不爽对等的教育服务”。问题就出在,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恰当地进行了等价交换。

这种思想已经相当商务化了,从这个层面来看,孩子们的主张在经济合理性上十分的成熟。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导出为什么在升初高中的时候,无论是孩子本人还是家长都更青睐私立而非公立学校。

不知道是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但我认为“在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孩子们更专心听讲”的法则是存在的。在能付得起这么贵的学费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比上不起私立学校的孩子接受的社会性训练更充分,相对地学习能力也更高一些,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我觉得实际并非如此。这虽然也构成一部分理由,但关键还是因为父母已经支付了高额的学费,所以孩子们觉得自己就不必再卖力甩出“我很不爽这种货币”了。

为何这种风气会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对此我提出了一个稍微有点危险的假设,接下来就将展开讨论。这个假设虽然和“从学习逃走”有点离题,但也是NEET族产生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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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0:32

不爽货币的起源

不爽变成了货币并且流通。孩子们究竟是从哪里学到等价交换这个原则的?

恐怕是,在他们家里,父母之间也是一样在通行等价交换的办法吧。

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忍耐他人释放的不愉快”在家庭内部是可以当通货用的这一招。现代日本家庭内作为货币流通的,也是孩子们人生中最初认识的“货币”就是忍耐还有别人存在的不愉快。

反思一下家里的真实状况,我想任何人都能认同这个说法。

现代日本核心式家庭的典型情况就是父亲外出劳动赚钱养家。但如果爸爸是白领,那家里人是看不到他挥汗如雨的劳动场面的。爸爸工作时的样子一次都没看到过的孩子现在要多少有多少。以前还有薪水袋,到了月底爸爸就会带着薪水袋回家,只有那天家里才会吃平时吃不到的炸猪排或是寿喜烧,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对养家者感谢之情表示确认的仪式。但这种优良传统也随着工资都改成银行转账而飞灰湮灭了。战后六十年,是爸爸在赚钱养家哦,这种感觉在家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稀薄。

这又导致了怎样的结果?结果就是体现父亲负担着家庭主要生计的证据就只剩下每天晚上他回到家时全身散发出的标志性的“疲劳感”。一句话也不想说,不开心地默默推开门,闷闷不乐地脱下衣服甩到一边,老婆孩子跟他说话也毫无反应,只是一个人生着闷气,于是家人们洞察得出父亲为了养活家里忍耐了无数的不快这一严肃的事实。

如果父亲是狩猎者就会把肉带回家,如果是农耕者就会把谷物和蔬菜带回家,而现代白领带回家的是满脸的不爽,父亲们夸张地表现着自己为了养活一家而干着多么严酷的劳动。

因此家里其他人也开始效仿这种行为。虽然老婆孩子都认为自己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支撑着家庭,却没有办法表现。所以就只能拼命表现出不输给爸爸的那种不爽了。

我母亲那个时代的家庭主妇做的家务都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在洗衣板上搓着肥皂手洗衣服,用扫帚、掸尘和抹布打扫家里,挑满浴缸的水,柴灶做饭,去水井打水洗碗,还得补那么多孩子的衣服……一介女流要操持这么多家务,劳动强敌根本不亚于在公司上班的父亲。有了她,大家有干净的衣服穿,家里井井有条,有热菜热饭吃,这些劳动成果家人也都能直接感受得到。所以说那时的人对做家务的母亲是多么尊敬,那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巨大和沉重的敬意。

由于家电业的进步,主妇要做的家务已经戏剧化地得到了减轻。抛开育儿的话,可以说家务里几乎没有可以算得上“体力活”的内容了。这么一来,那些连小孩也不用管的主妇们还剩下什么可以标志性展示的劳动呢?

那就只有“忍耐家里其他人”这件事了。

真是可悲,但现代日本妻子中的大多数对丈夫所表现出最大的侍奉便是忍受对方的存在。忍耐他的口臭和体臭,照顾他的吃饭和衣穿,包容他的不满和郁闷,如果他要就陪他行房。妻子们把这些都算作“不爽”。作为报偿,妻子们主张自己也有权享有一半家产。

孩子也是一样。孩子们没有生产能力。就算想生产也没有办法生产。只是单纯的受保护和抚养的对象。过去的孩子还能通过做家务来抵消这种债务感,但现在的小孩已经没有任何能为家里做的贡献了。对他们的要求就只有“这么有空就去念书啊”,“去上补习班”这些。所以他们就乖乖去上补习班和特长班了。然后,等晚上回到家,累的无法动弹,也没有力气关心家人,只剩下全身散发出的疲劳和不快。孩子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着自己威武的“劳动”成果。他们就跟自己的父母一样,用自己的万分不爽忍受着家人的不爽,同时宣告自己对家产的权利。

一家之中,“谁是最不爽的人”成了“谁是对家里财产贡献最多的人”的认定基准。

这就是现代日本家庭的基本规则。

最能打出“不爽”这张牌的人,在家庭资源分配,决定事务时的发言权上都更有优先权。于是,一家子人都变得忙着争夺“谁是承担家里最大的不快和委屈的人”的霸主地位。

最后的结果就是,从起床到临睡围绕一切活动都能申告“我真的很不爽”的人就能存下大量的“货币”。要不是这样,家里的人就不会这么拼命竞争“作为家中一员是多么不爽”这件事了。

投诉者的增加

“先告状者赢”是这个游戏的规则。因此,从小在这个游戏中锻炼长大的孩子练就了一番,无论遇上什么情况都能率先摆出“受害者”姿态的本领。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遇到不愉快,面对一切的不愉快,他们都能迅速建立起“我是忍耐不快的一方”,而你是“让我不快的一方”这样一种受害——加害的关系。

我想大家也很早就意识到现代日本人这方面的能力正在变得异常发达。走在街上如果跟别人撞上,我一定是先道歉“啊,真对不起”,可是却几乎没有人会向我道歉。不光是年轻人,五、六十的人也是如此。朝你看看,咂着舌头就走掉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礼貌不礼貌的问题,而是大家达成共识,不管什么情况,先摆出“你惹我不爽了”的态度的话,事情就会对自己有利,所以全体日本人都逐步改成采取这种行动模式了。

“投诉者”指的就是这种人。我有个在百货公司的高级女装柜台工作的毕业生,就是她告诉我的。现在有一种“职业投诉者”。这些人会先买下昂贵的晚礼服或者正装,过一个礼拜再拿过来说“我不喜欢,我要退货”。衣服上沾满香水,还有食物的污渍。但是百货公司会默默地收下来退钱。每次一到三、四月份毕业典礼和入学典礼集中的季节,店里的正装都会被投诉者搬个精光。当然,典礼季一过就又都退回来了。只要这类恶质客户占全体的客户的百分之几,因为这种“一分不花也能一直穿新衣服的人”所导致的损失就得全部计入成本,然后由“正常付钱买衣服穿的人”替他们买单。这种行为当然是十足的不要脸,但或许对这些女生来说,她们深信“如果对商品不满意就能有利可图”这个规则并已经变成了生理反应。

这个案例还算不上有什么危害,如果他们去招惹国家行政上的麻烦或是去当医闹的话,一旦这种人口过剩,那整个社会体系都可能面临崩溃。当然,学校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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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0:50

学习和时间

将不爽招摇于世就能引导交换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是一种战术。这种战术从八十年代起暴露了学校教育组织上的破绽。诹访老师提出的正是这一主张。我也十分认同他这一洞见。按此逻辑,学习和工作上许多无解的现象都能得到解释。

如果我们将等价交换的原则运用到学校教育上的话,那教育将穷途末路。其实已经是这个状态了。如果承认学生作为消费主体的身份,那么决定学校里教授的东西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的决定权就落到了孩子们的手里。

“只有知道商品的价值,我才会支付对应的代价买入”

身为消费者的孩子们就是这么高声宣扬着来上学的。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安静听讲。

可是学习这件事是不能建立在市场理论上的。这是考虑教育一事的基本。如果无视这个基本原则,无论之后建立的教育模式有多么精美,实施的教育方法是多么新颖,都是徒劳。

等价交换属于空间模式。也就是能够体现于二次元,是“可以画出来”的东西。

“手里”捏着的是货币。“对面”放着的是商品。如果两者等价就可以交换。通常在图像上, “等价”的两样东西表现为大小一样。并且为了使图形比喻具有说服力,两个物体还必须以邻近的姿态存在。即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必须依靠空间模式来阐释“20支棉麻=一件上衣”这种等价性。等价交换必须通过空间模式进行描述。

可是,学习的过程是无法用空间体现的。“画不出来的东西”才体现了“学习”的过程。

“画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作为消费者,对于依赖等价交换原理生存的人来说无法显像的东西又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就是时间。时间是无法在空间上体现的。

“你是在骗人哦,就算是时间也可以用空间来体现”或许有人会说“不然手表你怎么说?”

真的如此吗?手表是时间在空间上的体现,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的。所谓的“三小时之后,就是时针从十二点到三点移动了一个直角”,是只有“非时间性地看待”这三个小时的移动的人才说的出来的理论,而这种人根本不存在。三点时看着指针的那个人已经不是十二点时的那个了。那个看指针的“我”可能已经死了。也可能失明了。又或者脑部受到重创不会看指针了。退一万步讲,在这三个小时里,“我”在老化,构成身体的分子和原子中有若干完成了代谢。三小时内发生的,或者眼下发生的这些变化都必须将发生过的一切当作“没有发生”,只有这样,“凝视着九十度移动的时针的我”才能够作为无时间性的表象成立。“凝视时针的人”不过是抽象构筑而成的“幽灵”,而这种东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请设想一下,就算地球人全都被害虫消灭了,钟还是会走。三小时的时间依然可以以“时针呈直角移动”在空间上显现。但是,看时针的人却已经一个都没有了。“表现于空间上的时间”即使没有人也一样成立。所以说,认识到“表现于空间上的时间”的人并不是活生生的人类。

如果还不能理解,那就想一下这个对偶命题。打比方说我恋爱了。看到对方就会心蹦蹦跳,全身发热。这种感觉能在空间上体现吗?体现不了吧。因为恋爱时时间性的、不可逆的前进式过程。远远看到自己喜欢的人,慢慢地靠近,表情和声音也越来越清晰,闻到了她的香水味,呼吸急促起来,皮肤感觉发烫……“我好喜欢她”这种感觉在时间的流动中高速亢进。并且,这种感觉是除我以外任何人都无法追加的体会。就连我自己,一旦对对方失去爱情也就再也不能追忆恋爱的“感觉”了。

“恋爱中的人”和“看手表的人”成立的方式完全不同。而“学习的人”和“恋爱中的人”则属于同一种。

“学习”无法利用等价交换的空间模式体现。因为“学习”属于时间现象。而且,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非时间性的“学习”。

母语的习得

以母语学习为例,最容易理解学习是一种时间现象。

学习母语属于最原型的学习。其他任何学习,都以其为原型构筑。这么说并不武断。

我们从还不知道什么是母语就开始了母语的学习。自打一落地,有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父母亲就会跟孩子讲话了。孩子就是从听开始学习母语的。

尽管我们都是这样学会了日本语,但是在学习母语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要学什么。这一点正是关键所在。

没有一个小孩是因为类似“差不多到入学年龄了,要不先把日语学起来吧”或是“日语能力强的话以后对找工作什么的都有帮助”这类功利性的算计才开始学母语的。说到底,“语言”这个概念,“学习”这个概念,“价值”、“意义”、“有用性”这些概念,在孩子开始学习母语时是根本不知道的。

也就是说,从根源意义上来讲,学习就是在不清楚自己将要学什么,也不知道学习的东西有什么价值、意义或有用性的情况下开始的。进一步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不知道要学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价值、意义或有用性,才促成了学习的动机。

学习原本就是这样的构造。因此,小孩子入学后将会有一小段时间,在学认字、算数和音乐的时候,是说不出自己在学什么和为什么要学的。说不出来才正常,而且必须说不出来才对。

从孩子被丢进学校那刻起,就已经开始了学习。从那时起,他们已经卷入了学习的漩涡。

小孩子不具有学习的主权、也不是自由学习的主体。

尽管这句话并没有在战后的教育前线被大声念出来过,但这是原则性的东西,我想在这里大声地说一遍。

首先,学习是存在的,身处学习运动的漩涡之中,“被卷入漩涡的人”才能在之后成为学习的主体。我们并不是凭自己的意志,随自己决定学习。那样的话就晚了。我们在还没感觉到“已经开始学了”这种微妙的时间差中开始了学习,否则它就不可能成立。

请大家想象一下这种状况,不知不觉间比赛已经开始了,这个比喻我很爱用。自己作为球员站在了场上,比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玩法是用哪种规则,全都不知道。但是,有人给我传球,还有人给我使眼色让我把球“传过去”。或者,有对手进攻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逃再说……随着这种往来的深入,我们才逐渐知道这个比赛究竟该怎么玩才好。

学习也是一样。

不会说母语的孩子,不知不觉间就会了。

这并不是那个孩子自己决定要学,或是认为学习母语是有意义或者是有利的才开始学习。

所谓学习,是一种活动的过程,它无法在事前用未知的度量衡来评测,只能在事后考量其意义。从学习最初、到学习途中和学习结束,这期间学习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即是投入到学习中的主体的命运。

然而,为了购买“教育服务”而进行了“教育投资”的作为消费者身份成立的孩子们却不能理解这种学习的过程。

作为消费者坐在课堂上的孩子们,把学校当成了便利店。“购物者”成非时间性的存在。他和刚才“看手表的人”一样,购物前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是他们存在的前提。消费者也是如此。如果购物前和购物后是两个人那就麻烦了。从入口进去,到出口出来期间,允许出现的变化只有从便利店购入的“教育商品”被装进购物篮这唯一的一项。消费者本身是不可以发生变化的。这跟时针从十二点移到三点,“看手表的人”没有任何改变是一个道理。

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看,消费是一种非时间性的行为,消费者是非时间性的“幽灵”。消费者在完成商品与货币的交换行为期间(在实际情况下确实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理论上来说这个主体是“不发生变化”的。

当然,现实来说这不可能。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在时间的流逝中不发生改变。尽快如此,一旦人类作为消费主体出现在市场上,就无法逃脱“在等价交换进行的过程中,消费主体绝不可以发生改变。价值观也不允许松动。交换汇率不可以浮动,不可以修改评估办法。”这一重要的禁令。

作为消费者来到学校的孩子们同样被这条禁令给束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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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1:22

抵抗改变的孩子们

这条禁则能够为我们解释孩子们在校内表现出的诸如“强迫式的无序”,“花费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不努力”等一连串不合理的行为。

根据这条禁则,孩子们在教室里开展的那些看似“不听老师的话”、“不专心听讲”、“聊天和走来走去”等“无秩序”的行为,反而说明了他们是在无意识中受到了某种统治,被施与了“某种秩序”。

孩子们其实是从制度上被迫接受了“这种无序”,他们正全力以赴地服从“绝不可听命与人”的这种命令。在我眼里情况如此。因为,如果他们只是单纯的开小差和散漫的话,只要“心不在焉地把课听完”就行了。比起把身体往后躬起来五十分钟,还不如往前靠还没那么痛苦,找个舒服的姿势看讲台也行。但是,没有学生会这样。

从原理上来说,“无为”是不该要求任何“努力”的。只为生存做最小限度的努力,才是“无为之道”。可是,现在在校内繁殖的“无为的孩子们”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把“无为”的定义换成了另一种纪律。为了看起来“无为”,他们努力地做起看似无为的表情,发出听似无为的声音,微妙地乱穿制服,为了学会那些足以显摆自己是个“无为之人”的标志性的行为他们热心地钻研各种电视和杂志,模仿学习,孜孜不倦地从各方面改进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无为”的办法。

这样还能叫“无为”吗?简直要叫“勤勉”才对。

毫无疑问,他们正使尽全力抵抗着绑架了自己的压倒性的洪流。他们全力抵抗的是诱导他们“学习”的洪水和把他们推向“成长”的压力。他们顺着市场的禁令,服从了去抵抗的指挥。

如果撒手不管,孩子们就会去追求“变化”。对于人类这种生物而言,这再正常不过了。

根据研究分子生物学的福冈伸一先生的说法,“从分子和原子的层面来讲,我们的身体每过几天就会全面更新,除了某种流体,根本没有可称作‘实体’的东西存在。”(福冈伸一《可以放心吃牛肉了吗?》文春新书)变化是生物的天性。因此,被市场经济要求的“在全程交换中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消费主体”这种存在样态本身就违背了生物的本性。

初高中教育阶段的孩子处于最高速的变化阶段。如果这时还要求他们违背生物本性的话,那得消耗多大的精力才行。

生物永远都在变化,形成细胞的蛋白质的快速代谢运转是必然的生存战略。这是“让生物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进行自我调整的特性,即让生物的可变性和弹性得到保证的机制”(《可以放心吃牛肉了吗?》)

福冈先生书中讲述的虽然是分子层面的话题,但社会体系也适用这一原理。能够适应外界变化并做出改变的个体,比无法改变的个体的存活机率更高。这种事情都不必搬出分子生物学,凭经验就能理解。所以说,人类才会意识到有必要从人生初期就把孩子丢到“学习”中去。

孩子们最该学的应该是“改变的办法”,而在学习过程中最该充分开发的应该是“为适应外界变化而调整自我的能力”。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学习”的全部意义。“学习”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相比,市场经济等等价交换理论是直到最近才进入人类世界。因此,高举市场理论旗帜与学校教育对立的孩子们,其实是在为抵抗人类的进化压力而战。

抱紧幼儿式的欲望,做个拒绝成长的消费者,这是市场理论对孩子们提出的要求。但是,这并不是为了让孩子们幸福,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学会适应外界的变化并活下去。

可惜的是,没有人告诉孩子们这些事情。

“寻找自我”意识形态
    
尽管让孩子学习是人类史赋予我们的义务,但现代日本的教育行政也好,让媒体鸡飞狗跳的教育理论也罢,全都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在进行“教育改革”。跟教育有关的词汇清一色的往商务语言靠,在我看来,教育行业的人都在全力将孩子们变成纯粹的消费主体。

很久之前,东京大学的苅谷刚彦老师就指出宠孩子基本是当国策一样在推行。

“寻找自我”这个广为传唱的词是指重置目前的生活,前往一个陌生的远方,特别符合当下日本年轻人的欲望。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扶植‘寻找自我之旅’”被首次提到教育事业上来是发生在桥本内阁时代中教审答申的时候(《有关展望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之存在方式》的第一次答申)。

“我究竟是谁?”“我到底想做什么?”
这么说可能不大客气,但能把这种话随口荡荡的人在人格方面是没有多大成长性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开启“寻找自我之旅”的年轻人都是去哪里呢?去纽约和洛杉矶。或者去了巴黎、米兰。再要不就是巴厘岛和加尔各答。还有去巴格达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去哪儿都行。只要是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哪儿都成。去一个都是陌生人的地方,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的地方,就能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了。他们大概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种想法真是够奇葩。

如果真的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去找了解自己的人(比如父母)做个长谈不是能知道更多有用的信息么?跑到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国,跟语言都不通的人去交流,就能变得了解自己了,我是打死不信。

所以说,他们这种“寻找自我的旅程”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相遇”,而是将外部对自己的评价推翻重来。

活了二十年,无论是谁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这个人能力和见识的评价也一定程度上定了下来。这些去“自我寻找之旅”的人其实是不满意对自己的评价。在家里或是学校、工作单位,由个人自身言行累积而获得了“你是这样的人”的评价,自己却无法认同。我值得更高的评价。大家应该更尊敬我,更爱护我。我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利、威信和财产。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出门“找自己”去了。

“找自己”这件事,可以说一直以来都发生出在自我评价和外界评价之间出现了无法逾越的落差的人身上。

自我评价要高于外部评价。因为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不会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因此,为了获得自己也能认同的尊敬和微信,努力改善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种行为是一般人的成长必经之路。但是,其中也有人会全盘否定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这些俗货全都不了解我”,所以要去一个没有这种“俗货”的地方,重置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从通俗意义上来看“寻找自我之旅”就是这么回事。但是,这趟旅程通常不会顺利。

这是因为认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要比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得更加真实,这一前提本身毫无依据。自己最了解自己,很遗憾,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真我”真的存在,那也是要在和他人一起工作过,事后周围的人认可我具有“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才能够被体现。我是独一无二的,并不是自己宣告“无论如何我都是最特别的人”就行的,而是要别人肯定“你的功劳无人能替代”才能坐实。

所以说,如果真的要开始“找自己”这种行为的话,也应该是去问问“我所在的网络是怎样的构造,我又在其中承担了怎样的机能?”

但是,我们所知的那些“寻找自我”主义者们口中的问题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视线超越不了自我之外,而是全部射入自我内部。仿佛他/她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究竟该做什么等一切问题都写在自己身体里一样。对此,苅谷先生是这么说的。

“人在进行某种行为的时候,该行为的动机又有多少是发自此人内心呢?用教育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我们所在的社会已经习惯并青睐于依靠‘是否为内发式动机’来为某种行为打分了。比起算计利害,自发性更容易得到尊敬。比起赚钱和赚取权利、名声这种外在目标而进行的努力,人们更渴望的是为个人兴趣和关心所做的付出。在一个尊重个性的社会,比起外部基准,藏于自己内部深处的‘某种东西’更容易被当作行动的指针”(苅谷刚彦《阶层化日本和教育危机——从不平等再生产到意欲格差社会》)

苅谷先生的这段话非常关键。重点就在“比起为外在目标而进行的努力,人们更渴望的是为个人兴趣和关心所做的付出。”即使是某种被广泛认可的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无法“从自我的角度”确认其价值的话,就会被立刻抛弃。

这种粗暴的价值确定手段存在于一切场合。我认为它就是教育全盘崩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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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1:35

出卖未来的孩子们

假设,在小学一年级的课上,老师说:“那么,我们开始来教平假名了”,孩子们允许问问自己:“我的内在是否存有自发式学习平假名的动机?”,如果答案自主申告为“没有发现此类动机”的孩子就可以免除平假名学习的话,一旦启动这样的机制,那学校会变成什么样子?

可惜,现在的学校就正在变成科幻小说里那样的地方。

围绕教育改革和孩子们厌学的问题,类似“‘为了什么而学习’、‘学了能为何所用’之类的提问频繁上场,反过来看,其实是每个人都想知道学习的意义,在追求有意义的学习。但实际上,想要得出一个所有人都能认同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好玩——无聊,快乐——痛苦,马上能用——好像没用。想要上‘好玩又有用’的课其实反映出的是,社会上充斥着的浮躁之人对学习意义的追求。”(同书)

我在大学里也被反复拷问这个问题。“学这个能干嘛?”从学生们口中听到这样天真的,他们最在乎的提问,“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知识有什么用?”

去年,我到某所国立大学上公开课,接受过那里新闻系学生的采访。那位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习现代思想有什么意义?”

能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摆明了就是如果我的回答还算有说服力那他就学一下,如果我说服不了他的话,那就“不学了”。

也就是说,他们是借用提问的方式宣告某类学术领域值不值得学的决定权在于自己。我都要被他们的傲慢和无知感动了。

这个世界有无数样东西是无法用一个二十岁学生手中拿着的度量衡来测量的。他们就跟拿了把自己心爱的30公分长的“小尺”在丈量世上的一切的孩子一样。在他们遇到无法丈量的东西的时候,比如重量、光和弹力这些东西,手上却只有一把“小尺”,却坚信这世上一切都是可以量得出来的,这时候要怎么告诉他们呢?

“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知识是干什么用的?”教育者和媒体都把这些问题当作了批判性的提问。如今,大部分人在被孩子突然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都会哑口无言。而孩子们还以为这个问题真够激烈的,连老师都说不出话来了,看来一定包含了某种智慧。于是,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问“这个有什么用?”,只要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就会骄傲地把它丢在一旁。可是这种潇洒实际上却损害了他们的成长,而孩子们自己却绝不会意识得到。

能问出“这能干吗?”这种问题的人,则说明了他们是以自以为是的价值观为前提条件来判断事物是否有用的。有用是因为“我”决定它是有用的,没用也是因为“我”决定它是没用的。真是好爽快。那么又有谁能保证“我”对有用性的判定就一定准确呢?

问题到了这步越来越复杂。

这个能够充当正确判定的“连带保证人”的人是存在的。就是“未来的我”。

决定权在“我”,也就是“我”在此宣告,无论我决定的事情导致多么糟糕的结果,其责任都是我的个人责任,我会一力承担。

支撑着“这能干吗?”这么功利的提问的就是这种“自己决定•自己责任论”。这又是一个和“找寻自我意识形态”同出一个时期,官民众口一致的论调。 而无数的孩子正在疯狂地甩卖着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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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2:02

第二章    风险社会中的弱者

管道的龟裂

在进行中教审答申的同时,果然内阁的咨询机关在“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上还提出了一个叫“自己决定•自己责任论”的文件。文件是这么描述的。

“倾向将和气生财视为最优先事项的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具有贫富差距较小、治安相对良好的优点。但是,日本在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和创造力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潮流之中,多元性成为了二十一世纪的基本,日本人也将个体的确立,坚持个性视作新世纪的大前提。大家追求的个体,被普遍认为首先是要能自由地行动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立并保持下去。将风险作为个人责任扛下,并像先锋一样去挑战自己指向的目标。是一种‘强韧的个体’。”

政府宣告了集团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来到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没有功夫说“和为贵”这种悠哉话了。“师父护送日之丸出海”的时代结束了。从今往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强者存活,弱者只有被干掉的份。这就是全球化时代中的公平,所谓的“结构改革”也是顺着这条思路出现的。

山田昌弘老师将这种集团主义向自己决定•自己负责的变化解释为“希望格差社会”中的“风险化”和“两极化”。我想利用这两个关键词来讨论现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的现象。

战后大约有半个世纪,日本人中通用的规则一直都是“只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就能得到对应的社会资源。”对于这种努力与回报是能够进行预测的社会体制,山田昌弘老师称作为“管道体制”。

以前的学校就是典型的“管道体制”。一旦进入了管道,经过几次岔路之后,管道里的孩子们就会自动被分配到不同的职业和社会阶层中去。走到岔口的孩子们会为了考上更好的学校而认真念书。“努力”地准备了考试的孩子得到的回报就是能考进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学校。之后再去与自己学历相当的地方就职,再逐步晋升……“是努力就有收获的职场社会和家庭生活”(山田昌弘《希望格差社会与干劲的丧失》中央公论 2005年4月号)以此为基础的这种管道正在逐步成型。

“管子的出口越来越细,但管子本身却还是那么粗。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研究生院,管子就是越来越粗了。到最后,传统的学校教育体制中重要的‘管道’出现龟裂,‘漏了’出来。意思就是说,虽然管子还在工作,但无法就业的人却增加了。也就是说,进了学校就能毕业的‘与努力学习相适应的确实性’开始不管用了。”(同前)

由此,学校体系中诞生了“风险化”和“两极化”。
“风险化”是指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对于个人而言,未来生活的可预测度则降低。就算大学毕业后拿到了学位,也在大型企业找到了工作,也没法切实保证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一分努力就有一分回报这样的努力与成果之间稳定的正比关系开始瓦解,就是风险化社会的特征。

两极化则是指各阶层之间明显的“努力就有所回报”和“努力却没有回报”的鸿沟。

“重要的并不是管道消失了。大学毕业也当不了白领并不是说就能不去念大学了。而是说如果不去念大学,那更当不上白领。”(同前)

风险社会不会保证人们能得到与学历匹配的工作。能获得与学历相配的工作的人和得不到的人之间就出现了不合理的差距。一样都是研究生毕业,有人当上了大学的专职教员,有人却只能当非常务讲师,即便两个人的能力和勤奋度都没有明显的差距,从获得的社会资源这一结果来看,两者间的差距何止所付出的努力几倍之多。即使是一般的企业,正式工、临时工还有打工者之间即便在学历和能力上难分伯仲,但在待遇和未来前景上却是云泥之差,这都已经见怪不怪了。风险社会中必定会存在两极化。也就是就算付出的努力只相差一点点,但出来的结果却会有极大的不同。

不同阶层风险程度各不同

但是,风险社会的危机还在于后续问题。那就是在面对“如何才能在风险社会中存活”的生存战略选项时,出现了更严重的两极分裂。

更典型的表现发生在学习体系之中。正如山田老四所说,学校作为“管道系统”已经遍体鳞伤。虽然伤痕累累,却还奄奄一息。问题就出在这里。还有人将这条“管道”当作是一贯的努力和成果是想匹配的上升通道在用,这让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管道出现龟裂时,既有继续努力学习的孩子,也有放弃的孩子,由此两者之间就出现了学力的差别。因此,在风险社会里,即使付出只相差了一点点,也极有可能导致收获的差距可不是一点点。

苅谷刚彦先生曾用数据提出过母亲的学历与孩子学习时长的关系(《阶层化日本与教育危机》)。一般来说,人们认为高层次家庭的孩子要比低层次家庭的孩子学习能力强。理由通常被解释为富裕的家庭更能提供充沛的教育投资,但我们不该忽略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

那就是,上层家庭的孩子更信赖“好好学习拿个好文凭,能比不这么做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下层家庭的孩子却不再相信学历的作用。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学力上的差距”,而出在“对学力的信任感”上。不是出现了“努力的差距”,而是在“努力的动机上出现了差距”。

“学力上的差距”很容易统计。但是“对学力信任度的差距”就跟“空气”一样难以统计。

如果全家人都相信“努力完成教育定将有所回报”,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现在由此享受着努力成果的孩子,和处于社会底端,被扩散“读书没用”这种说法,还强辩混得不好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的父母养大的孩子相比,在“愿意努力”方面是会出现决定性的差距的,而且无法避免。

之前也已经提到风险社会里,努力与成果之间的正比性已经开始瓦解。但是实际上,这种正比关系并不是平均地存在于全社会。它的特点是在局部特别活跃,然后又在某一阶层里集中性瓦解。也就是说,处于风险社会的社会成员承受的风险并非是一模一样的,不同阶层各有各的风险浓度。其中,认为自己所在的是一个努力和回报已经毫无关系的风险社会的人,由此得出“努力也没有用”这样结论的人,才是面临最高风险的社会阶层。

反过来说,在风险社会的生存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就是那些与我们正处于一个付出也不一定就有回报的风险社会这一基本事实进行抗争,还依然努力着的人们。

在“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已经不可信”的风险社会里,反而“更能相信两者之间是成正比”的人更有可能获取社会资源。相反,认定风险社会就是不必对未来有所期待,一切努力都将幻化为泡影的人才是自愿地堕入了社会的底层。

这种说法固然有些奇妙,但风险社会就是越相信风险的人越容易惹来风险,而不把它当作风险社会来看的人反而能巧妙地规避掉危险。

通过这一重要的思路转换,或许能够理解目前日本国内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通常来说,风险化是产业结构或雇佣形态发生变化后出现的产物,由此派生出来的负面影响也就平均地笼罩着全体社会成员之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低风险社会阶层与高风险阶层正逐步变得两极化。并且,属于低风险阶层的人们,通过每天的实践,自然更加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的道理,自己还需更加努力的动机也从而得到强化。而处于高风险社会阶层的人,却深刻体味着“努力也不会有回报”,也就越来越没有去努力的动力。这种反馈将成为日本社会阶级在极短时间内分裂的原因。我个人是这样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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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2:22

什么是风险规避?

无论出身如何,只要不惜努力,任何人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努力的人会升入社会上层,不努力的人则会坠入下层,这是所谓的能力主义(meritocracy)的主张。光这么看,这个制度可是相当公平。可是这个公平也是有条件的。

“如果说能力主义是以个人业绩,或者说以个人能力为基准进行社会选拔,而不受出身阶层等属性原因的影响而获得社会平等的一种结构,那么首先就得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构成个人优点的能力也好,努力也好,出身背景和其他属性要因都必须互不干扰地分布。”(阶层化日本与教育危机)

能力主义之所以公平是因为它要求所有人都被平均赋予了“努力的动力”。如果全员都一样愿意努力,还是出现结果上的差距的话,“不公平的结果”反而会被视为是公平的表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在能力主义社会中能够出人头地,作为工具存在的“努力与能力”,却因为出身背景而有着刺眼的差别。

“将日本教育作为讨论对象的论调给我们制造了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强调努力主义,启动了‘所有人都努力(让孩子们去努力)去获得在学校的成功’的程序。但是,我们却只能把这种努力主义,准确地说应该是努力=平等注意当作是某种意识形态来看。为了完成教育而忍受的‘结果上的不公平’,并不光是因为能力上的差距而已。因为出身背景不同而遭遇的不公平,也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狡猾之处就在于,动员大家都去努力,同时又把因出身不好而受到阻碍的努力当作媒介,在完成教育方面造成了阶级差距,甚至把由此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影响,用努力是平等存在的(只要人人努力……)这样的幻想来粉饰隐藏。”(同书)

如果说愿意努力的程度会因为阶级而出现差距的话,那么在竞争开始前就已经有一部分人掌握了巨大的优势,这就不是公平竞争,而是让已经胜券在握的人一直赢下去并让其正当化的社会体制了。

能力主义的前提是“只要努力,谁都能获得相同的成果”,并且,要不要努力也是每个人自愿做出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至于出现“结果上的不公平”,谁都不得提出异议。

能力主义给大家制定了一项原则,就是自己决定•自己负责。我们处于何种社会地位,享有怎样的权利、威信、财产、信息、文化资本,一切都是由自我决定导致的单个行为的集结,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肃然接受相应的结果。这是我们目前所听到的说法。

“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这是自我决定的原则。并且,对于自己所做选择导致的结果,自己承担责任,则是‘自己负责’的原则。风险个人化就是做到自己决定和自己负责原则的完全渗透和表里一致。如果是自己做出的决定,那么在遇到危险时,就别指望有人会来帮忙,只能自己搞定。失业、变成飞特族,都是自己能力有问题。离婚也是,谁让你跟要离婚的人结婚了(……)我们正处在一个风险在所难免却必须由个人去规避,并且当风险真的出现时,还得单枪匹马去处理的时代。”(山田昌弘《希望格差社会》)

固然,在风险社会中,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我们不可这样简单地去读这篇文章。因为,虽然文章解释了“风险”是什么,却没有对什么是“规避风险”和“风险应对”这样关键的事情做出解释。

将“风险”作为宾语而经常用到的动词有两个。一个是take,另一个是hedge。
“take风险”是指迈向不确定的渺茫的冒险计划,这个词语本身并没有不好的意思。作为“take风险”的补偿,主体拥有做出决定的权利,假如计划成功,之后也有主张享有其利益的优先权。

另一方面,所谓的“hedge风险”就是分散赌资以防止损失的做法。赌博的时候如果是赌大小,那就是大小两边都押,就不至于输得一干二净。这就是规避风险。

或许有人会奇怪“这样不就挣不到钱了嘛”。没错。挣不到钱。但是,规避风险的要义不在于提高利润,而在于不要出现损失。

尽量巧妙地规避风险是在风险社会更聪明的做法。但是,为什么几乎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究竟要怎么做,和需要怎么样的资质呢。家里也好学校也好,没有哪个家长或老师会认真去教孩子回避风险有多么重要。当然,首先在大众媒体上就没有传播过关于规避风险重要性。

我们拿外交为例。如果只把钱投到日美同盟的话,风险太高,和中国俄罗斯也最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这种想法就是规避风险的基本思路。在国际关系方面,要做到“规避风险”,就是要做到“增加股东人数”。换句话来说,要增加在决定政策时,“必须看人脸色行事的人”。这么一来,虽然工作量变大会有点麻烦,但是却不至于犯了致命的外交错误,被国际社会孤立。

规避风险是个麻烦事。因为大小两边都在博弈,视线范围内是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尚未破产”。

因此,习惯将一切人类活动都用商务语言来考虑的人是无法适应“回避风险”这种思路的。因为没有人是为了保持“尚未破产”的状态开始做生意的。那是以经济活动为目标时不可能发生的状态。做生意的人,没有“维持现状”的选项。要不成长,要不淘汰。二选一。如果选择了“维持现状”,那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就基本等于是自动选择“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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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2:42

三方一两损调停术

但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用商务用语来考虑的。遇到生死攸关的风险(国际关系论上就不称其为“风险”,而是称为“危险”),只要能做到“规避”那就是十足的成功了。仅凭“总之先活下来再说”就能得到祝福,这样危难的局面这世上要多少有多少。为了克服这种程度的危机,我们必须学会“维持现状”的技术。永远“要么选大要么选小”只肯二选一的人是不知道有这门技术的存在的。现代日本的家庭、学校和媒体根本没有教过有关规避风险的半点知识。

规避风险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先不管是非对错,等等再决定是一种做法。同时做几种决定也是一种手段。还有一种选择是让任何一方都不从中获利。用日常的语言来说,分别是“继续审议”、“两论并记”和“三方一两损”,这些都是规避风险的代表性技法。

关于“三方一两损”,或许这个故事已经是老得掉牙了。

话说左官屋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三两钱。钱包里有颗图章,就顺着摸到了做木匠的失主那里去了。谁知那个木匠说丢掉的钱就不是自己的了不肯收,还让左官屋拿回去。左官屋被这么一说也不高兴了说“我又不是为了钱才给你送回来的”,也不肯拿走。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大冈越前就把两人给叫了过来。两个人到了衙门,奉行从自己怀里掏出来一两钱,分给他们每人二两。这下二个人都从三两钱变成了二两所以每人损失一两。处理这个问题的奉行因为也自费一两所以也损失了一两。也是因为这个“三方一两损”的办法这件事才能顺利解决。

类似的调停办法一直沿用到江户时代。河竹默阿弥写的《三人吉三廓初买》里有一个故事叫“庚申塚之场”。有一个叫娘吉三的坏人抢了夜鹰一百两银子。坊吉三看到了就硬要“把那一百两给我”。两个人拔刀相向要抢起来了,这是又来了个更厉害的坏蛋,叫和尚吉三。他跟两人说“钱先给我,刀收起来”。两个人暂且放下了刀,看和尚吉三怎么做。

这段是古文,看不懂。大概就是两人各分了五十两,还歃血为盟,成了兄弟。

这个故事我是年少时读川岛武宜老师的《日本人的法制意识》时读到的,当时就很感叹日本人的调停术真是要求很高的政治能力啊。关于这个高妙的调停办法,川岛老师是这么解说的。

“解决这次纷争的办法,正如和尚吉三所说,目的是要‘圆满落幕’。也就是说,搞明白当事者双方‘谁对谁错’——这种现代法制上的‘裁判’目的并不适用于调停式仲裁,而应该像和尚吉三说的那样,以‘圆满落幕’为目标——使当事者双方‘关系融洽’(纷争这个尖角得到消除)才对。”(川岛武宜《日本人的法制意识》岩波新书)

川岛老师认为这次纷争调停得以成功的理由在于,作为仲裁人的和尚吉三在三个人之中相对“社会地位较高”(在坏蛋当中身份较高),但我觉得原因不止于此。和尚吉三提出的调停方案中包含着的精致的理论性也有一部分功劳,也就是,当事者和调停者谁都得不到好处的办法。这个提案怎么想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说得强硬一点,“对谁都一样没好处”。但是,如果是长期在组织里工作的人,那这方面经验一定很丰富了。正是这种集体内谁都无法获利的办法才经常使得问题“尘埃落定”。

忘记了规避风险的日本人

可是,想要靠“对谁都一样没好处的办法”让双方意见统一的人,遇到的问题不仅是当事者双方各执一词“我才是有理的一方”而无法统一战线,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广泛认同“这样才对”的社会统一性正迅速离我们远去。之前我提到虽然我们被告知了 “风险社会现已压境”,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在风险社会活下去”这件更重要的事情,说的就是这一点。

越来越多人认为“永远做出正确的抉择”才是最好的办法。

这不是废话吗?应该是所有人都相信“永远要做出正确的抉择”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吧。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永远通用的真理。因为不把“永远做出正确的抉择才是最好的办法”当作最好的,并且享受着更好结果的情况现在就有。我们所在的世界,剑拔弩张的场面基本上都适用这个道理。

如果要求“永远做出正确的抉择”,那么为了确定什么才算“正确的抉择”,就要花费很多功夫。让人丧气的是,很多情况下,为了说服大家同意去做“正确的抉择”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总量,比实施“正确的抉择”能得到的好处还要大。有一个笑话说是有一百万放着,为了讨论“正确的花法”,一次次开会,最后开会吃饭都吃了不止一百万。类似的情况在我们身处的社会中屡见不鲜。为了得出“正确的办法”而惹来的损失比实现“正确”后获得的利益还要多,非要求得出正确办法不可这样的固执才是不正确,甚至还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

可以说,规避风险就是将确定正确办法所需的成本压缩到最小。确实,押错了的钱就等于“亏损”。但是,为了确定正确的做法而耗费的成本如果超过了“亏损”,那还不如“大小都押”这样的做法在账面上还更好看一些。

赌大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决定押大押小所需的成本”是零,所以“大小都押还能赚钱”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大小都押的做法在现实世界是个例外。因为如果大家都是为了不亏不赚,那就不会有人要去赌场了。

可惜,日本人已经变得无法理解这样的反论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由于全体日本人都开始用商务语言来考虑一切问题了。

“持续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在市场上最好的做法,这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市场不会要你拿人性命。

说到底,只要四肢健全,混口饭吃总不成问题,有了这样乐观的基础,人才会去考虑“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法外的野心。只有想着“错了也不要紧”的人才会说什么“非做对不可”。如果条件变成“弄错了就要死”,那大家都会优先考虑“怎么才能不弄错”,而不是去想“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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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2:59

无备胎计划

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放弃考虑规避风险这一技术,而口出“必须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这种狂言,这是因为举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种毫无根据的“错了也不要紧”的安心之中。日本人就是如此不设防。要说明个中缘由一点都不难。

因为自从二战结束后,我们已经有六十年没有打过仗了。

惹来“杀身之祸”究竟是什么意思,日本人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认为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如果六十年间战乱持续,人人都跟老鹰一样目光如炬,玩弄冷酷又狡猾的花招,背叛盟友都不皱一下眉头,在全世界到处埋伏恐怖,比起那样,作为享受长期和平的代价也好,我宁愿大家都个个傻乎乎没心没肺的好了。

因为没出息还有办法可医,死掉的人却不可能再活过来了。

可即便如此,规避风险仍然是外交时的奥义,这一点不会改变。外交就是国与国之间利益的碰撞,存在着无数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管是多么聪明、洞察力敏锐的政治家都做不到。

伊斯兰原教主义分子何时会对美国发动下一次恐怖袭击?中国政府的问题何时会暴露破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何时会变得失控……这些都是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重要因素,无论哪个专家都做不到准确预言这些问题在何种条件下会真正引爆。正是由于这些基本要素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正确的政策”的“正确度”也只能取一个大概而已。

选择的政策是对还是错,首先这不仅是个无法回头的问题,重点在于无论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都要把避免“全损”作为治国的根本之道。不管发生什么,都应该把力气花在维持日本国境线不受侵略,法治得到切实实施,货币稳定这些有用的事情上。或许有一天,这些政策中也会有些变成完全的废物,但是这都是后话了。只要事态还不明朗,那该做的就还是要做。A计划如果行不通,那就要准备好B计划、C计划,这样即使连续犯上好几个错误,也不至于引发致命的损失。本来治国就该是这样的。

因此有心规避风险的人,在提出A计划的时候不会兴奋地乱叫,而是会先考虑万一A计划失败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局面,因而努力事先理清那样的情况,准备好可以代替上去的备用计划。

可惜,现在的日本已经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想问题了。

不光是政治家,媒体上的公知也都是个个奋力推销着“我才是对的”,却根本没有把力气花在自己的理论或命题一旦出现破绽要怎么收场的思考上。

我认为他们都把脑子用错了地方。但是,这种错误的用法上到总理大臣下到小学学生都汲汲营营地学习着、实践着。

如何在风险社会中生存?这是个迫在眉睫的全民课题。至少我们的政府是这么说的。但是执政者也好、教育行政的负责人也好,还有媒体公知却只告诉必须在风险社会存活下去的日本人去“冒险”,但从不教他们如何去“规避风险”。起码我在至今为止的中教审答申和教育学者的发言之中,都没有看到有关于“教育孩子们如何规避风险的方法”这个论题过。

不觉得奇怪吗?虽然乱敲着“风险社会到来了哦”的警钟,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的国民“规避风险的方法”。我想试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理由。

自己决定•自己责任论

我们被扔进了风险社会。失业也好,无家可归也好,生病了也好,一切都是自己选择了冒险的生活方式,所以责任也要自负,这种说法成立的前提就是风险由个人承包。

可是,这种说法从理论上就已经有了破绽。因为,单个人是没法规避风险的。

请大家想一想。自主决定事务的人可是无法规避风险的喔。
“A和B里面选一个”在被逼做出选择时,是不能回答“那我两个都选”的。只要选择的主体是单独的个人,那就做不到规避风险。从原理上就行不通。

打个比方,某国的极右势力军队篡权谋反了。但是,随后政权也有可能被革命游击势力夺走,总之事态不大明确。这种情况,单个人是没法同时投靠两派势力的。能做到的只有,“我去加入极右党派,你去游击队那里。然后约定好,之后不管谁取得政权,都要把对方给救出来。”规避风险,最起码也要有两个人。有选A的人,也有选B的人,这样不管那一边翻船,利益和损失平均承担的约定有效成立,只有这种情况才构成风险规避。

阿佐田哲也在小说《麻雀放浪记》中写到主人公少爷哲和野神阿健装成兄弟俩在银座打麻将。两个人都是穷光蛋。他们约好分开两桌坐,赢的人要去输的人那桌帮忙。第一个半莊打完,阿哲是输,阿健暂时领先。他在厕所里跟阿哲这么说。

“现在我在上风,我肯定能赢这局的,等你那边结束我再把钱转到你那桌,没问题吧。如果你那边先结束了那我们两个都要完蛋。所以不管什么办法,你尽量拖时间”(阿佐田哲也「麻雀放浪记——青春篇」《阿佐田哲也麻将小说自选集》文春文库)

这就是基础的规避风险法了。可是之后,赢了好几张大钞的阿健却丢下一句“我先回去了。困了”就不管阿哲走掉了。这下少爷哲才学到了赌场的残酷。两个人分开两桌各自去打,赢的人再去帮输的人,只有遵守了这个约定时风险才是能够被规避的,但只要有一方打破了“利益和损失共同平均承担”的约定,一句“风险是自己的事”,那输家就得背上全部风险了。

犯受贿罪被逮捕的人经常会因为把屋子或不动产改到配偶的名下,而被揭发犯了“隐藏财产罪”。当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我们必须承认,能够这么做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的另一半是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

中国人常会把孩子送到日本、美国或澳大利亚等国家去留学,然后让他们在当地做生意。这么做是为了撒开安全网,无论哪边的亲戚因为战乱、恐慌而造成财产损失,或是由于人种迫害而被驱逐出境,在其他国家的亲戚就能给予支援或是把人接过来。这是经过历史经验洗练的风险规避技能。

犹太人也一样。罗斯柴尔德财阀的创始人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就把五个孩子分别送到欧洲的四个城市去开银行。大儿子留在父亲创业的法兰克福总店,二儿子去了维也纳, 三儿子在伦敦,四儿子去了那不勒斯,小儿子到巴黎去开了分行。之后的两百年里,总店和那不勒斯分店都关了门,维也纳分店在和奥地利纳粹合并的时候被搞垮,而伦敦和巴黎的分店幸存下来将家族名誉传承至今。能够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欧洲大战中活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谓是风险规避教科书般的案例。

因此正如大家所理解,风险规避是要确立起以“集团整体存活”为目标,遵循全体认同的计划,能够整体行动的人才能够享受其好处。

所以,“这是一个风险由个人规避,并且对已造成的风险也必须由个人来应对的时代”这种说法从理论上就有矛盾。从原理上看,“个人回避风险”本身就不可能做到。

只有“将活下去作为集体目标,从属于相互扶持的集体的人们”才能在风险社会活下去。因此,所谓的“在风险社会中活下来”,就如坊间所说,把“自己决定,并由个人承担该决定导致的结果”当作生存原理是根本行不通的。“自己决定,再由个人承担由此导致的结果”这种做法是风险社会强加给弱者的生存法则(确切地说是死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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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3:15

贫穷的智慧

“如何在风险社会中生存?”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这么问:“如何才能构筑这样一种集体,无论决定对错,他们都能够共同承担结果并且相互支持”。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切实做到了风险规避的人无一不是从属于这样一种相互扶持的集体中。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上面是执政党派的政治家和财界商人、高级官僚的“家属”占领的天下。前首相小泉家里三代都是议会成员,前首相安倍晋三(*写书的时候安倍还没二度掌权)也是一样,亲戚里还有两个人都当过首相。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他们都是社会上的强者吧。但是,也没有人会相信,无论在升学、就业还是选择伴侣这种问题上,他们都是完全不顾及他人全靠自己决定还能获得今天的地位的吧。

“含着银钥匙出生的人”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被捉进了有无数股东控股的大网里。他们的优势是以放弃决定权为代价得到的。只要他能够完成自己所在的“强者联合”集体对他的期待,他所冒的风险就会被集体全员共同分担。属于这种相互扶持组织中的人们,形成了如今日本的强者联盟。

强者的另一端,则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极端地来说,他们是“加入不了相互扶持组织的人”。
获得了利益却无人能分享,潦倒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来帮忙,这就是风险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的形态。

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里,还有不久前还在上市公司工作的人。普普通通一名职员怎么突然就成了流浪汉了?那是因为安全网失灵了。就算是公司破产了,或是被解雇了,家里人或是朋友们组成的互助网,又或者是同乡集团能够起作用的话,应该还是能先保证他有住的地方和有份工作的。即使养家的人失业了,家里的其他人如果能分头帮他找找工作,支持他的生计的话,也不会一下子就得去睡大街了。

成濑已喜男的电影《浮云》讲述的是1946年,日本战败没多久后,发生在还遍地焦痕的东京的故事。现在看来倍感钦佩。主人公幸田雪子(高峰秀子)从战地回到日本后极其自然地就住进了姐夫(山形勋)的空房,围巾和坐垫也是拿来就用。同样从战地回来的富冈兼吉(森雅之)也是,辞掉政府的工作后,创业又遭到失败,但是他的朋友们都帮忙替他张罗新工作的事,失业状态中的他也没有什么不安的样子。两个一贫如洗的人,就这么东靠一点西靠一点,日子总算过得下去,完全没有要变成流浪汉的担心。

看着这两个人,我感到非常震惊。战后的日本几乎还没有任何社会基础设施,但却比现在有着更坚实的安全网。恐怕这就叫作“贫穷的智慧”吧。

明治以来,在近代化的进程中,日本人是靠着“给彼此添麻烦”的办法规避风险的。国家行政方面没有余力救济穷人,能够确实享受“管道体系”好处的人就只有那一撮教育精英。既然如此,那穷人之间就必须相互扶持。

类似血缘共同体或同乡共同体这样中性的集体,由于被认为是阻挡了“近代的自我”自立,而被我们习惯性地当作是负面的属于前近代的遗留体制。可是在日本整体都很贫困的时代,穷人为了能不饿死,为了活下去,或者家中有谁出人头地之后,也要“提携”其他人一把,相互扶持(尽管同时也变成了相互束缚、干涉的关系)的共同体就会以“互添麻烦”为制度而有效地活动起来。

我在以前的书里也提到过,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家庭里的第四个儿子,大哥继承了一家之主的地位。因为家里很穷,所以作为一家之主也得不到什么财产,反而是背上了一身的义务。我父亲当时从中国战场上复原回国后就直接住进了位于札幌的大哥家,在那里准备妥当后又回到了东京。这种程度的“照顾”在当时或许是极其正常的吧。我听到这个故事时,最为吃惊的还是我的大伯父为了去找在长崎因原子弹爆炸受害的二伯父,从札幌千里迢迢赶到长崎的那一段。大伯父在废墟里边问边找,终于在宫崎的医院里找到了被收留的弟弟,又背着他一路回到札幌。大战结束后的那一年夏天,驮着一个病人从宫崎回到札幌。我的这位大伯父平时话不多,人不大热情,也看不出他们兄弟之间有什么深厚感情。小的时候,每到正月,他们兄弟几个就会在大哥家里团聚,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个无比封建的家庭,之后才知道我的大伯父默默地给了弟弟们多少的照顾,自然有些许感动。或许对于出生在明治时代的兄弟们来说,这点程度的“互添麻烦”是被当作应当的互助而坦然接受的吧。

结构性的弱势群体正在出现

我并不是说应该复辟这种家族制度的意思,只是想指出直到我们父亲这一辈人,他们都富有规避风险的经验。

或许是由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如此富有、安全,以至于我们相信在风险社会里也能 “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地独身闯荡。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是一种幸福。但是,即使现在幸福, 相互扶持•相互支援的制度失灵对未来是否也没有危险,这就不好说了。

几乎所有的公知都高声主张这一类的“照顾”不光是家人朋友的事,行政机关也应该负起责任。

比方说,女权主义者声张因为社会把照顾父母和养育儿女的责任都推给了女性,因此妨碍了女性与社会的联动。女性单方面承受着“去照顾”的责任,而错失了在社会上的上升机会,这点无可否认。行政机关有义务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进行庇护也是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在的“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并不能视为是“风险规避的实现”。我们要求的就只是如此吗?

我想说的是,相互扶持•相互支援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照顾与被照顾”的话,我们就不该把他人“需要我们的照顾”这层关系从原理上进行排除。

现代日本人怕死了别人“需要自己照顾”,都有点敏感到变态了。如果“照顾与被照顾”这种双向的关系不健全的话,那相互支援•相互扶持的关系网就是无效的。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习惯性会说“我又没给人添麻烦,别管我”。没错,他们确实没给任何人添麻烦,可那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给人添麻烦,而是不想被人添麻烦才会这么说。因为被人插手自己要做的事感到很烦,所以才说“我也不管你要怎么活”。此言一出,大家也就走上了无法回头的全社会堕落之路。

只有强者才能够贯彻自己决定•自己负责的人生道路。但是,风险社会中的“强者”,从定义来看,一定是从属于某个相互扶持•相互支援的集体之中,并且因为这种归属才能够规避风险的人。所以从理论上讲,能在风险社会做到自己决定•自己负责的强者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有忠实于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原理的弱者而已。久而久之,无论是日本的教育行政还是媒体,都制造出了大量结构性的“既没有会照顾自己的人,也没有需要自己照顾的人”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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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3:36

自己决定的弱者们

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就是独自赤条条地,孤立无援地面对社会。独自承担起全部风险,相应地,如果得到了利益也不会和人分享,而是自己独占,抱此主张这样的人经常被称赞是“灵活又坚强”。

大约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对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支援,这种“孤立之人”将自己塑造成“独立之人”的行为在全日本逐渐受到追捧。“自立”和“孤立”之间尽管是隔了十万八千里,却没有人站出来指明。

对“孤立的人”而言,其他人全部都是妨碍他/她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包袱。作为“孤立之人”的目标,他们要享受的是百分之百的自由,“还有别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制约了他们的主体自由。他们无法将被他人占领的空间计入自己的可动范围。一旦可动范围受到了限制,那主体的自由也就蒙受了损失,而对“孤立之人”来说,理论上最好的状态必须是整个世界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不得存在。没说错吧。存在的就是“敌人”,他们妨碍了主体的自由,把他们当成是“朋友”的话 ,就会产生支援等连带义务,当成“奴隶”的话,又得操心养活和管理他们的麻烦事。总之,追求“百分百自己决定•自己实现”这种非分之想的人,从理论上来看,一定是活在除自己以外活着的人都是来给自己实现捣乱的这种不快的条件里头的。

所谓的“自立之人”却不是这样,因为“自立”并非是人类自带的属性。就算瞪着眼睛叫“我独立了哦”,也是成不了独立的人的。只有他的判断和言行被多次证实是合理的之后,周围的人也经常需要他的肯定、支援或提携之后,才能被称作是“自立的人”。“自立”不是自己说说就可以,是一种称谓,是接受周围的人对自己“是独立的人”的肯定。“自立”是大家通过经验在事后才赋予的外部评价。因此,一个“自立的人”无论对方是“敌”是“友”,只要是“应该保护的对象”,就会被许多人围绕着。他们在这样的关系网中不断塑造、解体、订正、更新自己,这样的人才是“自立的人”。

可惜的是,自80年代以来,被日本社会当作“自立之人”的人其实都是“孤立之人”。

人类的孤立化会显出各种各样的病态。“逃避学习”就是初期表现之一。

孤立的人会一个人孤零零地和学校整个系统正面交锋。他们把自己的价值观当作与学校体系对等的武器进行对峙。他们会提出“学这个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如果自己无法理解它是“有意义”的,就拒绝学习。这就是自己决定。之后因为拒绝学习而产生的风险,也自己负责。

很对。他们磊落地接受着由此带来的风险。四则运算不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也不会,汉字不认识,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那还算有点鸡毛蒜皮的知识,自己没兴趣的方面就啥都不知道。就这么在到处是“漏洞”的世界上活着,也不会感觉不爽。就这样,他们就这么痛快地接受着整个阶级下降的风险。

不读书还自信得很

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危险之处在于,只要造成这种阶级下降的原因是出在“自己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这个问题上,如果孩子们会因此获得满足并且给予自己高度评价的话,那么下降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我认为苅谷先生在《阶层化日本与教育危机》中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现了因阶级下降反而获得了成就感的孩子”。

苅谷先生曾在97年以高中生为对象进行过一次自我评价调查。以“自己比他人优秀之处”为轴心,调查了高中生进行自我评价的标准。同样的调查在79年也做过,因此对两次结果进行比较,就能看出二十年来孩子们进行自我评价的方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比较结果体现了好几项重要的事实。

第一项是学历与孩子自我评价之间的关联。

“关于父亲母亲中任何一位的学历,在1979年的调查中,双亲的学历越高,‘感到自己比别人更加优秀’对此做肯定回答的学生比例(尤其是回答‘强烈感到’的比例)非常高。(……)然而到了97年,根据结果,因双亲学历而造成的优越感上的差距有所缩小。”(《阶层化日本与教育危机》)

苅谷先生写道双亲学历与孩子们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在二十年间“消失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项是学习时间和自我评价之间的关联。79年那次,“根据统计,越是自认为能力强的学生,越容易延长课外的学习时间,(结果显示为5%)”(同书)。有自信的学生学习更努力,或者总是在学习,他们的自信也因此得以保证。这样的情况到了97年又变了。自我能力鉴定和学习时间之间的关联也消失了。有自信和学习时间之间已经无关。也就是,完全不学习的人也一样自信满满,闻所未闻的新型学生出现了。

这种新形态的自信家是凭什么给自己高度评价的呀,苅谷先生对此做了调研。结果令人不寒而栗。

学生们一句“在学校成绩好和人本身的价值无关”不仅全盘否定了学校神话,还用另一句“学校里成绩越差的人作为人的价值越高”开始对反-学校神话做了肯定。

“仅对出身相对较差的那部分学生而言,他们越是有这种‘与其考虑将来的事不如活在当下’的想法,就越容易强化‘自己比别人优秀’的这种‘自信’。”(同书)

“自信(self esteem)”在教育上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自我感觉良好(feeling good about oneself)”是美国重点宣扬的教育理念之一。美国人认为 ‘提高孩子们的self esteem’对教育有益。

但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忘记。孩子们只有在他们与自己所在的社会集团内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合拍时才会“感到自信”。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在美术和音乐方面很有悟性,如果他所在的集团正好也欣赏艺术,那他就能获得自信,但如果他所在的是提倡运动能力和商务意识的集团,那就不太能获得自信了。对孩子来说,只有自己与所在的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和行动准则是一致的时候,“拥有自信”这个目标才可能达成。并且,对于美国那种民族和社会阶级造成的不同集团之间价值观和行动准则大相径庭的社会来说,“想要获得自信”的孩子或许会过度适应自己所在集团内的意识形态。

日本同样也有这个问题。阶层化不仅单纯是指社会阶层之间在权利、财产和信息分配上的落差,还有不同阶级间价值观和行动规则上的差异。

举例来说,因为日本的上流社会也相信“文化资本(也就是教养)具有差别化的功能”,孩子们就会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资本。反过来,由于下层社会很容易接受“文化资本不具有差别化的功能”的思想,孩子们就会通过更加积极地抗拒文化资本而期待同集团的大人对自己的赞赏。阶级一旦自我封闭,孩子们就只能通过阶级内部的评价来提高“自信”,他们所在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会以更加“浓缩”的形态体现出来。这样一来,不用经历几代人,阶级就会迅速地闭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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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3:49

学力低下是“努力的结果”

在日本某社会集团中,已经开始出现从否定“在学校成绩好和人本身的价值无关”这种学校神话发展到“在学校成绩越差的人价值就越高”这种反-学校神话的地步,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看作是短时期内形成的“阶级意识形态之浓缩”的结果。

一方面,阶级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正在不可逆转地定型,而就在这种定型被我们无视的过程中,通过“表扬孩子的优点”、“提倡个性教育”而“让孩子们获得成就感和达成感”的这些动作难道不会最终加速阶级化的进程并将差距定型吗?苅谷先生对此表示了担心。

“以尊重个人=自己为原则的‘个人主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重视‘自信’的教育,和‘阶级间不可调和的社会本质’一定会产生矛盾。如果无视这个事实,继续天真地自我赞美,无疑会强化意识形态对个人日常行为的控制,导致阶级特征显著的的社会结构的规则性的出现。”(同书)

在我那个年代,有很多年轻人会疯狂地“天真地自我赞美”。他们追求“个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常识”逆向而行,强调实现“自我”,可他们说的话,穿的衣服和价值观却都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这让我们十分惊愕,这就是‘意识形态对个人日常行为形成控制,导致阶级特征显著的的社会结构的规则性的出现’的压倒性影响力的证明吧。

可是,现在的学校教育所提倡的“重视个性教育”和培养“坚强灵活的个体”,并不具备抵抗这种意识形态定型化蔓延的逻辑。中教审提出的“儿童‘寻找自我之旅’的辅助计划”的教育方法,从结果上只能是加速和助长孩子们意识形态上的定型。

苅谷先生根据97年的调查数据指出了如下的危机倾向。

“出身相对较差的日本学生,会否定在校内的成功,比起未来更重视现在,过视自己的能力,并擅长自我肯定。这些孩子通过脱离校内以成绩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变得‘自我感觉良好’。”(同书)

现在的教育问题已经不光光是孩子们学习能力低下了。那并非是孩子们懒惰,反而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如果学习力低下是由于孩子们懒惰或注意力不集中所导致,那么只要加强授课技术就行了。但是,现在情况是有一定数量的孩子放弃了学习,逃避学习还觉得自己本事大,获得了成就感(而且人数还越来越多),这就不是改善授课技术和调整课程设置这种技术层面上就能解决的问题了。要处理这个问题,只能是把社会整体都彻底考察一遍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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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4:11

第三章    从劳动逃走

自己决定的诈术

我想,至此有关“从学习逃走”的梳理应该也了解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想要谈一谈和“从学习逃走”同属一个地壳变动的“从劳动逃走”问题。

我有个开公司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公司里有几十个打临工的职员,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就问他们“要不要转正?”,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打工的话随时都能走人,当了正式职工就不大好辞职了。

再讲一个我认识的年轻白领的故事。因为工作表现受到赏识,这个年轻人的上司就请他去负责新项目,结果人家辞职了。本人给出的理由是当负责人的话就会失去自由,就不能抽身去看演唱会,旺季的时候也不能请带薪假出去旅游了。

他们都说,“出世”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这种倾向从十年前开始就有苗头了,泡沫经济时期虽然就业情况跟现在不同,但精神层面的根基是不会动摇的,那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这种对自我决定权的固执。

如果是自己决定的事情,就算最后出现了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也没关系。

可谓是某种“自我决定癖”了呢。

医疗现场就属于典型场面,术语叫作“授意认同(informed consent)”。医生会告诉患者几种治疗方案,然后按照患者认同的“这种比较好”的办法来进行医治。我以前是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医疗现场会推举这种制度。医生才是专业的人,只要他一声令下“你的病就该这么治”不就行了吗?我都奄奄一息了,你还要我绞尽脑汁选个治疗办法。后来,有个在美国长大的朋友才告诉我说美国的授意认同跟日本的不是一回事。他有次骑车出了车祸肩膀骨折,医院就给他看了几种治疗方案。他跑到医院的图书馆埋头苦读相关文献,最后找到了“最佳疗法”,告诉医生后做了手术。“真是好久没那么认真看书过啦!”他跟我说起的时候一脸灿烂。

受教了。就我朋友的情况来说,很显著的一点是他由于自主选择了治疗法而获得了自信,再由此提升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因此,即便他当时没有做出最佳选择,也会通过“是我自己决定的”这种自尊心而修补负面情绪,所以不算吃亏。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因为人们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才推举这个制度。只要“我是自己命运的支配者”这种自尊心制造出的骄傲感情能够抵消掉因为错误的决定而造成的身心损害,自己决定制度就是有用的。

所以说,对于全体社会都相信“无论怎样,自己决定都是一件好事”的社会来说,自己决定很有可能带出的是积极的效果。但假如不是这种属性的社会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日本就不是美国那种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理很简单。

遇到不合理也无所谓

诚然,自己决定这件事本身是“好的”这种思想在社会的一部分中已经成为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人骨子里就是抱团行动的人,所以日本人会特别要求“自己决定是好事”这种思想必须是“大家”共有的思想才行。

怎么说这都“跑偏”了吧。

所谓“自己决定”是指,“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但日本现在所谓的自己决定论是说:我们大家都按照“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要坚持自己的决定”来好不好?

奇葩吧?

号称“就算没有人认同我,我也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的人,却突然来一句“关于上述这点,还请各位能够认同”,可笑吧。

日本人的自我决定论,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社会对“自己决定这件事是好的”的广泛认同,而“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的意见却遭到虐杀整个颠倒了过来。怎么说呢,虽然大家都认同对政府主导的三观提出异议表示“不该是这样吧”的人是自立的人,是有强烈自我决定志向的人,但实际上却没有人会真的这么去思考问题。

我所说的“自己决定癖”就是这个意思。“自我决定”被当作国策推行,搞的连小孩子都被动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

“全民自己决定的时代已经到来,所以你也要和别人一样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如果是普通人听到这种命令般的要求,会意识到其本身就存在破绽,可是孩子们(因为他们只是孩子)却不会。明明是被迫做出选择,还嘴硬着要自己的责任自己担呢。怎么看这都不合理吧。但是,小孩子却不会觉得不合理。因为“遇到这种不合理的小伙伴们”多着呢。就算不合理是事实,只要小伙伴够多,就不会看上去不合理了。反而会变成“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日本式的NEET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出来的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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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4:37

日本式NEET

应该说日本式NEET(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就是“自己决定”式年轻人当中的一类病态人群。

有一说是“NEET族人数为85万人”,但NEET族和飞特族不一样,他们都宅在家里的,很难统计出准确数据,所以这个数字也是没什么可信度。

飞特族里头,有不少会电脑,会说英语的高学历分子,但NEET族里头却有大量从初等教育阶段就放弃了学习,连基本的学习能力都不具备的人。由于他们还几乎不参与社会活动,所以事实情况如何也很难把握。

可能大家知道,NEET最早是出现在英国的社会问题。但是,日本的NEET问题和英国的完全不一样。

英国是典型的阶级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本身在就学和职业训练机会方面就吃亏。有很多年轻人就算想读书,也没有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法国也是一样。但凡大量接收移民的国家,都存在移民的孩子在教育机会和文化资本方面从结构上就被疏远的倾向。巴黎郊区有个很大的叫做HLM的廉租房社区,这个社区就是以移民为代表的下层阶级居民,从地理上就被隔离了开来。

曾经有个在这类被称作“郊外”的社区当过中学老师的法国女士跟我提起,这么大一个社区,却完全没有像美术馆、书店、剧场、音乐厅这类跟文化有关的建筑的。所以说,孩子们没有机会接受文化熏陶。就算他们有艺术方面的才华,也没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天赋。他们中原本有人可以当上足球运动员,或者是歌手、演员,作家,但他们却只能选择不用花一分钱做教育投资就能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的机会也就受到了限制。

欧洲的NEET化是属于阶级化的症状。就算本人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也没有机会。但是日本的NEET问题不是这样。即使有机会在社会上出头,孩子们还是宁愿主动放弃,这才是日本一贯的问题。

日本的情况是,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强化差别式的社会结构而导致了阶级化的推进。弱者积极地扮演着比实际情况更加脆弱的角色。

这种现象可谓全世界绝无仅有。

拒绝学习知识和技术,自愿堕落到下层社会里,这种孩子在世界史上估计也是空前绝后。

宪法第26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全体公民都有享受与之能力相适应的、平等教育的权利”,负有“义务”的人是家长。孩子们享有的是“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以说他们是放弃了身为公民的权利。

“饿了就得吃饭”或者“手不可以伸到火里去”这种法律是不存在的,因为就算法律不规定也没有人会去做。宪法里没有规定“有接受教育的义务”也是同样道理。因为接受教育是权利。接受教育是孩子们成就自我的最大机会。而且几乎是完全免费,只要监护人履行法律义务,那孩子们的权利就能够得到保证。

为什么需要保证孩子们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呢?这当然是由于直到近代,在欧洲,贫穷的父母亲在孩子还是幼儿的时候就把他们当作劳动力来用了。看到残酷的童工场面而痛心疾首的人士于是提出应该把“孩子们应得到家长的保护”这种人道主义立场改成法律义务。

公立教育的概念虽然从欧洲的公民革命时期就得到宣扬,但最早作为制度实现的国家却是美国。一百年前的美国,1900年时的高中(14-17岁)就学率是8.48%。同期欧洲的初中就学率为3%不到。再往前推半个世纪,也就是1840年,美国的初等教育就学率为全国平均38.4%。不过这里的“就学者”是只要去过一天学校就被算进去了,而当时美国小学一年的开学天数只有四十天。(数据均来自苅谷刚彦《教育的世纪》弘文堂,2004年起)

近代的初等教育机关背负起了保护孩子们被双亲剥夺权利的公家职能。因此,涉及了近代公立教育思想的日本宪法,在第26条明确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后还接着第27条里规定“不得劳役儿童”。之所以宪法里会出现这样的文字,这是由于工业革命开始后,近代工业把丧失就学机会的儿童当作“廉价劳力”残酷劳役的历史事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根据19世纪中期英国童工情况的调查报告这样写道。

“1866年儿童劳动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中提到,‘不幸的是,我们从证言可以得出,无论男孩女孩首先都应该得到父母亲的保护。’不止是做童工,无限制地榨取孩子做家务的行为体系正被延续,‘对于幼子,父母也能毫无自制、节制地随意滥用不可饶恕的权利。’”(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当时的英国,男孩女孩从四岁开始就要干活,到了六岁工作时间已经和成年人一样甚至还要长。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义务教育这种政治权利是诞生于怎样的环境条件。

然而作为受益人的孩子们却进一步放弃自己“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接受教育不是“特权”,而变成了一种“苦役”。

我们三番两次地提到过,如果问现在的孩子“接受教育”是“权利”还是“义务”,估计90%的孩子会回答“义务”。对他们来说,教育是违背了他们的本愿,社会强迫他们接受的东西。以此作为前提出发的话,他们反抗这一义务,可以看作是某种“提出政治异议”的行为。

无论是非洲还是亚洲,都有因内战和饥荒而受苦受难着的贫困的国度。但即使是在那样的国家,一旦战火平息,就会立刻建起学校,让孩子们在蓝天下读书。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绽放着笑脸读书的孩子们的样子。本来,“学习这件事情”应该是孩子们自己要求的最首要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怎么就成了“苦役”了呢。逃避学习而获得的某种成就感和自我满足这种颠倒的感受,为什么会从90年代起在日本社会逐渐成型呢?

就此疑问我的回答如下。

教育的“权利”被颠倒地理解为“义务”是由于经济合理性原则渗透进了社会的角角落落。

孩子们在迈向成熟的最初阶段,首先树立起的是自己作为“消费主体”的身份,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现象。这不光是生活富裕,物欲亢进而已,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孩子们将自己与“时间”和“变化”隔离开来,早早地完成了自我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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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6:01

青鸟症候群

我在想“在幼儿期就完成了自我形成”是否反应出了NEET的心智特征。作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一方,我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有很多学生在就业后立刻离职。升上三年级后,夏天还没到,学生们就开始了一年多的就职活动,可是一进单位却没过多久就离职不干了,这样的学生占了三成。

曾经有一段时期很流行跳槽。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当时有个流行语叫“travail” (注:法语里工作的意思)。不停地换工作,也不在一个地方定居,而是持续着“寻找自我之旅”的“游牧生活”,有言论号称这种生活方式才是“好的”的人类生活,符合人的天性,而且一时风头正劲。或许这种现象也是受了8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学院派的影响吧。

为了寻找“青鸟”,年轻人奔向远方,这在以前就不是稀奇的事,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应该说,无论那个集体都需要这样的“旅行者”。

可是,只有这种人占少数的时候,他们才会对其个人和对社会都有好处,一旦超过了一定的人数,会变得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处了。关键就在于比例。寻找“青鸟”虽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大家都出去找“青鸟”了,残局谁来收拾呢?像“找寻青鸟”这样浪漫主义的创新的生活方式对人类社会来说必不可少。但是,为了社会正常运转,我们依然需要像“扫雪”这样虽然平常不起眼,但没人去做就不行的工作。

“扫雪”的人每天一大早出门,在附近的居民还没出门前,把雪铲到路边,仅此而已。等人们出门走在路上的时候,扫雪的人已经不见了。所以,没有人知道是谁扫走了雪,当然也就没有表示感谢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人,雪就会冻住,行人就有可能会摔跤还扭伤脚踝。如果在社会的各个要害部位都缺乏这样勤勤恳恳干活的人,那这个世界就不转了。

我想说,那些去寻找“青鸟”的人是不是欠缺了点对“扫雪的人”的敬意呢。甚至还为他们找到了对这类缺乏情调的工作表达厌恶和侮辱的借口,轻飘飘地飘去了“不在此地而在别处”的地方。

年轻人常说的“有创意,有意义的工作”,简单来讲就是能够赋予工作者以强大成就感和满足感的工作。但是,“扫雪的工作”并不能给工作的人带来多大的利益,防止对周围的人造成损害才是它成立的基准。所以说,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人是无法理解其重要性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那我们都去扫雪吧”。无论是追求个人成功的生活方式,还是注重给身边的人带去一点点馈赠的生活方式,对整个社会来说都一样不可或缺。少了哪一种社会都无法成立。这点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因此,我并不是要求大家站队。只是,现在媒体上广泛宣扬的是“自我利益最大化”才是最佳生活方式,却没有人会提到“事先清除他人的不便”这种朴素的工作和集体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我想提醒的就是这种危险的倾向。

不断跳槽的思考方式

追求“更好的雇佣条件”是反复跳槽的理由。但实际上,经常跳槽的人即使他们主观上是追求自己的career up,但长期来看最后沦为阶级下降的案例还是很多。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具有必然性。

“career up”也好“career path”也好,看上去都很时髦,其实就是“人往高处走”的意思。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向上修正”自己的工作、生活圈子和交往的对象。

虽说“我怎么能做这种工作”,这种不满正是career up的原动力,但是抱着这种不满在工作的人又怎么能得到周围人的尊敬和信赖。这太正常了。以“我要跟这种人断绝关系”这种心看待身边的同事,对从事的工作抱持“我要快点辞职”的想法,就不可能有动力做出高质量的能够满足他人期待的工作,也很难在现在的职场获得好评。首先,就是因为在现在的地方得不到好评,所以就开始想“这种工作……”。但是,在现在的地方得不到好评的人,也很难有机会得到别的条件更好的工作吧。

但是看看现在老是跳槽的那批人,因为工作太无聊,不想费劲搞好同事间的关系,也不愿意提高业务,最后考评越来越差,被分配到的也只能是没劲的工作,受不了只能换工作了……有很多人就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或许从他们本人的主观角度来说,这本身就属于追求“更有创意的、有意义的工作”的过程,但我却觉得他们不过是走向了career down之路。如果他们能把“讨厌现在的工作,所以换工作”总结为是“成功”的话,那么之后再遇到“讨厌现在的工作,必须换了”当然也是他们喜闻乐见的状况了。如果不这么想,他们自己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因此,在不知不觉间,他们会变得故意惹同事不痛快,工作质量下降,工作越来越难。一旦相信“辞了才是正解”,那么这种“正解”就会不断出现。就算本人不想跳槽,也会无意识地变成这样的结果。

当然,跳槽本身没有对错,是一个中性事件。只是,把不得已跳槽的理由全部归咎到别人身上,认为跳槽是自己“正确的决断”,之后也会变得自己弄得自己不得不跳槽。

希望大家都不要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正当化自己。因为选择了“不想辞的工作”的人也是自己。把责任都赖给别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自己做的全部都是对的,这种“正确行为”一旦启动就会无法停止。人就是这样才会被失败左右。

弗洛伊德曾经举过一个反复强迫症病例,有个女人结过三次婚,每次都照顾丈夫到他死去。这可不是单纯的偶然,而是因为这个女人把第一任丈夫的死强行归结为“即使这样,我也曾幸福过”,而变得非得追求这种模式的“幸福”不可了。这个女人搞不好后来两次就是专挑那种“快病死的人”而爱上他们的。

寻找“青鸟”,追求“不是这里而在他处”,在拒绝了“就在现在,就在这里竭尽全力”之后,反而无法翻身了。我想或许NEET就是这样出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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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6:17

觉得“薪水太低”的理由

对工作不满的最普遍的理由就是“工资太低”。年轻白领口中常出的蠢话就是“那么点工资还要老子卖命”,口气近乎绝望。为了生存没有办法只好工作,但工作动力是低到不能再低。现在真的有无数这样的年轻上班族。

我很理解因为公司对自己的表现评价不高,所以感到不满的心情。因为最能体现评价的数值就是薪水了。薪水低直接意味着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价。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日本式的考评体系里,上司和部下之间存在着意识上的“落差”。在日式体系中,如果一个部下被认为是能干的,那提拔他的表现不是给他加工资,而是会给他“更难的工作”和“更重要的工作”做迂回的测试。但现在的年轻人,自己做的一旦比其他同事的要难,不会觉得这是公司对自己能力的肯定,而只会当作是个麻烦。他们会想,一样的工资,自己做的事却“比别人的要难”。双方对工作的评价出现了落差。

出现落差的理由之一是年轻人想要的是“迅速的、适当的评价”,但评价的反应速度却跟不上。对自己工作成果的评价感到“火冒三丈”这种倾向也是反复跳槽的年轻人的表现之一。

这种“火冒三丈”的感觉,正如之前所说的,和他们“在幼儿期就完成的自我形成”和对“扫雪这类工作”的冷漠是一个道理。极端地说,他们体现的是一种无法想象“存在在流动的时间中的自己”的病灶。无法想象一个“存在在流动的时间中的自己”意味着他们只能在“非时间模式”下看待这个世界。

之前我们说学习是一个时间性现象,作为消费主体完成了自我形成的孩子们失去了学习的动机,关于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

劳动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区别,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得到他人的认可之前,劳动主体无法确认自我的主体性。而另一方面,消费主体则是在他人给予认可之前,在获得货币那一刻起就已经完成了自我主体性的确认。

劳动主体会踏实地工作,向父母或周围的人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再等着他们给自己打分,如果得到的是肯定的评价,才能确认自己对这个世界是有用的。这里就有一个“先后顺序”。如果小孩子是在帮忙做家务之后才被爸爸妈妈表扬“真是个能干的孩子”的话,那么父母的评价就会伴随这个家庭在家务分担系统、家庭内事务决定机构方面的修正。在形成“以后可以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啦”或是“今后我们也要听听孩子的意见”这样的关系网后,孩子的立场也会发生转变。劳动主体在获得他人的认可之后,包含主体和他人在内的关系网也会发生整体性变化。并且,从劳动这项输入开始,到完成关系网修正这项输出之间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与之相对地,对于消费主体来说,付出货币和商品交付是同时进行的行为。在货币和商品发生等价交换之后,买家和卖家所在的系统也不会发生变化。没有变化的必要,有了反而麻烦。“一加二等于三”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消费行为本质上是非时间性的行为。

我得再强调一遍,这一点关键至极。如果付出代价和收到商品之间出现了时间差,我们肯定受不了。付了钱,商品却没到手,我们就会感到异常不安。

在通常的消费行为里,货币和商品的交换原则上是同时进行的。Pay on delivery(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等价交换的原则。不仅如此,在发达消费社会中,先收货再付款已经开始成为主导的消费形态。

在超市买东西时,我们会把商品先放进篮子,最后才付钱。商品其实已经到手了。明明还没有付钱,但已经拥有了篮子内商品的占有权。如果其他客人要拿走我篮子里的东西,那可不允许。但是,到了收银台才说“这个还是不要了”就这么不买去却没问题。买完了,还能在cooling off(注:冷静期)内可以退货,买卖就跟“没发生过”一样。这里所有的“消费者主体”服务都是将时间从交换排除之后成立的结果。

我们去超市购物,只要把商品放进篮子,就算交换还没有进行,看上去却是已经完成了。买回家的东西,只要说句“不喜欢”,就算交易已经完成,也还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时间都没有被计入因素之中。交易在这一点上就是非时间性的行为。

等价交换是消费活动的根基。“等价”概括地说就等于“非时间”。就像马克思说的,货币和商品只能在空间模式下记述才能够实现等价。等价性是在抛开时间之后才成立的概念。

把教育当成了消费行为的孩子们,正如他们选择了“从学习逃跑”的道路一样,把劳动算作消费行为的年轻人们也走上了“从工作逃跑”之路,我想他们是忘记给时间结账了。

因此,他们才会觉得工资怎么总是低得离谱。怎么算都够不上等价交换了。这是因为他们为公司和客户付出了那么多“苦役”,却没有当下获得“与之等价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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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6:30

工作是over achieve(过剩实现)

可是,如果用消费的语言来形容“工作”的话,那么所有的劳动者从事的都是不公平交易了。因为,工资低于工作从原理上来讲是理所当然的。

跟劳动者所产出的劳动价值相比,工资永远是低的。这是当然的。如果不那样的话,企业就没法创造利润了。没有办法给股东分红,没法投资新设备,也没有能力搞研究开发。企业经济活动的原始资本就是从劳动者手中“夺取”的劳动价值。劳动者只能得到少于自己劳动价值的工资是经济的基本。中间产生的剩余加速了交换,由此形成了市场,行业开始细分,才出现了阶级和国家。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出现的。

本质上讲,劳动是over achieve(过剩实现)。

换句话说,人类总是会创造比自己实际需要更多的东西。多做的那部分,就是个人向集体的“馈赠”。

动物就不会向环境掠夺比自己生存所需要的更多。没有狮子会为了给交易所交货,而杀死自己吃不掉的羚羊。会为了交换而掠夺环境资源的就只有人类。这是因为“跟别人交换”是人类根本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形成了人性的原始形态。

为什么人类会想要交换,没人能解释。

正如 Lévi-Strauss所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制度——亲戚、语言、神话、宗教、经济活动等等——的起源都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没人能说得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与人交换”这种焦灼的欲望存在于一切社会制度的根本之中。

劳动成果中的一部分必定会成为交易的原始资本,因此必须先“留起来”。所以说,劳动本身就不可能是等价交换。为劳动所付的工资,是从他创造的价值里扣除掉“交易的原始资本”后剩下的部分。

“扣除”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Lévi-Strauss以亲戚举例。他曾提过一个假设就是亲戚原本是男人把自己的女儿或者姐妹嫁给别的男人而形成的赠与行为的产物。这个理论曾遭到过女权主义的强烈批判,因为来龙去脉太长,我们这里就跳过不说了。在这种交换行为下,为什么男的必须将自己拥有的女人送给别的男人呢,这是因为他也曾经得到过作为其他男人所有物的女人,还成了自己的妻子,他也背着债(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不会有女儿了)。

交换游戏一旦开始,等你回过神来,就已经背负了义务,交换这一游戏的基本结构就是人人都是游戏的玩家,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语言和经济活动。

交换与赠与

经济活动就是将自己拥有的财物服务赠与他人的行为。

但是,这里的“赠与”却不能用这样约定俗成的意思来解释。因为赠与并不是以博爱或人道主义为动机而发生的行为。

因为有不得不还的东西,所以,才会赠与。赠予者并不是主动要赠与。赠与是将自己收下的东西再“反向交付”而已。

劳动主体会觉得自己必须将自己创造的一部分价值送人,是由于在他作为劳动主体出现时,已经得到了来自他人的赠与。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成了“债务人”。所以必须把“债务”给还清。这种“原始的延迟”意识让我们背上了过剩实现的义务。

这就是劳动的人类学。

确实,将经济活动描述成是赠与和反向交付,或者是债权和债务的话,看起来就又变成了另一种等价交换。但是,无论如何,劳动都不是等价交换。之前说过,等价交换本质上是指在非时间模式下,两件商品在图像上表现为相同。但是,在最初的交换发生时,就不可能做到两件商品能够同时、并排地进行价值比较。

相关内容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我再重复虽也是画蛇添足,但要说的就是交换的原始形态是“沉默交易”。

某部落在集体的边境线上放了个东西。然后,其他部落的人过来了,把东西拿走了,又摆了个别的什么。这种行为的重复就是交易的起源。

沉默交易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拿走放置着的物品的人并不知道物品的价值。因为来自不同的部落,所以语言不同,宗教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因此,拿了别人的东西,要再还一件“等价品”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知道拿来的东西的价值,所以就没法回一个等价品,但还是要摆个什么回去。虽然无法考量到手的东西的价值,但总之“先拿回来,再反向交付回去”,就是最初的交换原则。虽然不知道是谁定下的规矩,但人类最早的交换原则就是“拿了不认识的东西的话,就有义务返还回去”。

所以说,在沉默交易下无法实现等价物的交换。

如果实现了等价物交换,那也是发生在共享度量衡的部落同志之间。这和“别的部落”这个最初的定义相违背。而且一旦完成了等价物交换,交易亦即告终止,继续交换下去的动机也就此消失。交换得以继续的理由就是非等价交换。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交换在开始前就已经存在。在沉默交易中,“最初赠与的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古代的人们,如果在自己领地的边境附近发现什么“不明觉厉”的玩意,应该自动就会当作是“礼物”接受。因此,无论是其他部落的人碰巧“嘿”一声给的“不明觉厉的玩意”也好,鸟兽刚好叼来的东西也好,总之只要是“没见过的玩意”出现在了共同的边境线上,就足够促成沉默交易开始的动机。

从认识某件“礼物”这个动作开始,交换就同时进行了。所以,尽管有悖于常识,但真正开始沉默交易的并非是“第一个赠礼的人”,而是“第一个接受赠礼的人”。在游戏开始前,就有人想着“游戏已经开始了”。这才是交换和游戏的构造。

因此,在交换时,玩家总是迟到。

赠与已经开始了,因此,拿了东西的人就有返还的义务。但是,因为不知道最初得到的东西的价值,所以原理上说,反向交付也不能使等价交换成立。并且,参与交换的玩家在送出礼物之后,就必须离开,双方不能同时在场。这也是交换的基本规则。而且这一规则直到现代社会都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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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6:46

支持IT大佬的理由

如果把打工者的劳动也想作是人类活动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也遵循交换的基本原则。我们人类社会之所以会认为“劳动义务”属于基本伦理,那是由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原点之中都浸透了一种反向交付的义务感,也就是“工作是为了返还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抛开这种义务感和负债感的话,劳动的原动力就失去了基础。“必须工作”并非是劳动矫饰的意识形态,而是劳动的本质。

当前行政和媒体方面有关NEET问题所提出的普遍意见无法令我信服也是因为他们之中无人指出NEET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对劳动的本质产生了“误解”。

研究NEET问题的专家们提出了各种对应性政策。比方说,采取“逆退休金”制度,给年轻的无业人员发工资,支援他们的生活,还有给他们提供职业训练的机会,做细致的心理咨询或是工作适应性检查什么的,提案是一大堆,但不好意思,我觉得没一个有用的。

NEET们是因为觉得劳动这件事本身不合理,才会逃避劳动,如果不搞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劳动是不合理的这个根本的问题,那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只会让问题加剧恶化。

逃避工作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坚信自己是消费者。他们把消费行为的原理套在了劳动上,嫌自己干的多,赚的少,还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地位,所以才会说“这不正常吧”。如果是将等价交换作为原则,那他们说的完全在理。

按照他们的观点,经济合理性归纳起来就是“努力和成果(工资和威信)成正比”。可是,一换到工作,努力和成果却怎么都正比不起来了。他们就是这么个想法。也没错。因为事实如此。

所以他们才能堂堂正正地宣告“这种不合理的事我干不了”。确实合情合理。这和“从学习逃跑”是一个道理。

NEET问题最大的困难在于,NEET族从儿童期开始就习惯用经济合理性作为基准来进行价值判断。结果就是,他们选择当无业游民以保持自己从一而终,而这种一致性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讲竟也无可动摇。

他们规定了自己必须作为“索赔式消费者”存在,绝不响应任何非等价交换,并且从中还获得了点鸡毛蒜皮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一旦变成了这种情况,那么像“学习”、“劳动”这样本来就不属于等价交换的,而是一种需要身心投入的活跃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当然就不可能主动参与了。

就算你跟NEET说“你不工作不行的啊”,也会被他们反问“为什么?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假如他们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基准判定“有用”的话,那或许他们还会回答“那也行吧”。可是,跟学习一样,符合他们那一套“有用没用”判断基准的,就只有钱财或是感官上的愉悦,又或是政治上的威信和享乐型的疯狂这类“连孩子都懂的价值”。只有当劳动这种等价交换所能给予的是“连孩子都懂的价值”时,他们才愿意接受劳动。没有这个保证,他们就不会买账。

打个比方,假如有一份敲一天键盘就能赚几十万日元的工作,可能会被判断为是“有用的工作”。如果是音乐、美术、表演这些“创造性的、能够展现个性的”的工作,因为有可能得到巨大的回报,所以也有可能愿意动动食指。就算是卖淫,也起码会有人想至少在官能上还算享受,算得上高回报、高效率的工作了。现在,有这么多希望进入娼妓行业或是去演AV的人,并不是因为这些女孩子喜欢色情或是有多穷,而是因为这些职业在她们看来,是“性价比很高的生意”吧。

Livedoor的前社长堀江贵文曾一度在包括NEET在内的年轻族群中获得过压倒性的人气。为什么,身为无业游民的年轻人,会对和自己生活水平一个天一个地的IT大佬产生共鸣举手欢呼呢?为了解释这莫名的人气,媒体给出的答案是年轻人对作为“传统价值观破坏者”的堀江贵文产生了共感。但是,我觉得这个回答太不充分了。

堀江贵文推崇的是,“用最少的劳动,创造最多的利益”,“用最少的努力,换取最多的成果”这类思想。他赚到第一桶金后就立刻买了一套能俯瞰六本木的房子,名牌加身,坐着私人飞机出门旅行,还想买棒球队和电视台,最后还说什么想去宇宙旅行。这些都是“连六岁孩子都想要的”的东西。我想Livedoor事件里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最有趣的就在于此了吧。重点在于,先不管成不成功,人们是以怎样的价值观、以怎样的劳动伦理工作,如果在这一点上能达成统一战线,那无论是失业者还是富豪,就都能算是“选择了聪明的活法的人”。一旦“选择了聪明的活法”这种自我幻想成立,那不管一年赚多少钱,在社会上评价好不好都是次要问题。我认为这就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会给IT大佬鼓掌的原因。

实学志向

再回到学校的话题,大学是学校教育的最终阶段,大学毕业后就要准备就业。“学习”和“工作”就像河口一样界限分明。因此,两者倒错的边界就成了典型的表现。

近年来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教育方面商务用语的出现。尤其是准考生和父母之间用商务用语来聊教育问题成了理所当然。

他们的理由是,大学是贩卖教育服务的“卖家”,而准考生和监护人们是支付代价买进教育服务的“买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学校教育的“client(注:客户)”。大学会和这位客户签订以教育服务作为标的的合同。他们会用“付了这么多学费,所以请提供等价的教育服务”这种语法来要求学校。

但是,从这个阶段起,“教育自杀”就已经启动了。

所谓的消费者,是以了解自己要买的商品特性为前提才会购物。没有人会买自己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东西。他们把自己当作消费者和教育机关进行接触,也就意味着考生和家长明白大学这个地方是干嘛的这个前提是成立的。

当然实际上,在入学前,他们是不可能滴水不漏地搞清楚大学究竟是做什么,又能提供怎样的教育服务。

虽然做不到,但和大学接触时,作为消费者还是得摆出一副“我都懂”的样子才行。这是结构上对消费者的要求。“投诉客”就是因为熟知卖家提供的商品的价值和用途,然后装出一副幸福缺缺的样子,才能够让交易朝自己有益的方向进行。因此,当学生和家长决定自己该以消费者的姿态出现时,他们从结构上就被迫必须采取这样的态度了。

一个显著表现就是所谓的“实学志向”。

“实学”一般被理解为“切实有用的知识和技术”,但事实并非如此。“实学”是指“连高中生都明白的切实有用的知识和技术”。“连高中生都明白”这个条件绝不能忽略。无论多么有用的学问,如果高中生不能理解其有用性,那就不能被称作“实学”,也就不会被设为专业。

这就是以消费者心态进入高等教育的孩子们掉入的陷阱,也就是“只肯选事先已知的专业”。

结果就变成,升学的时候有三成毕业生都选了牙医专业。文科方面,这几年最受欢迎的是法学和教育学。就是因为连高中生都明白,医生和法官不仅社会地位高,收入也高,当老师又不用担心倒闭,是份稳定的职业。这些专业之所以会被称为“实学”,直白地讲,就是因为“确实能尽早收回教育投资”。投资不会失败还能快速回本。这种有保障的选择在民间就被称为“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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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7:06

时间和学习

教育投资能够迅速回收。

果然还是时间问题。

消费行动的原则就是钱一出手,就要立刻收到商品。而在学校教育的场合,孩子的“苦役(学习)”和父母的“投资(学费)”等于“货币”,孩子毕业时得到的文凭、知识或技术,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威信和年薪就相当于“商品”。所以用消费者心理来看,身在教育现场的人当然希望付出货币和商品交付之间的时间差越短越好。最好是零。

消费者当然会这样想。钱都付掉了,货却老是不来这可是很烦躁的。通信销售(注: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完成的购物方式)之所以能保持高人气(就算价格一点都不便宜)就是因为它是先把货送到家然后才付钱,它实现了理想的无时间交换。

由于消费者心理要求的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是非时间模式下进行的行为,所以在孩子们就失去了在高等教育环境下“学习”的动机。但如果排除了时间性,那“学习”就不可能成立。

举例来说,大学里有“讲义摘要”。以前的“讲义摘要”叫做课程概要,或是学习便览,但没有现在的这么详尽。“讲义摘要”里会有这门课的目的是什么,采用哪种授课方法,何月何日会以何主题提出何种学术情报。为什么需要“讲义摘要”,因为它等于job description(注:岗位描述)。它是大学和大学生之间签订的劳动契约。所以,假如上面写了哪月哪天会教什么,老师却没教的话,学生就可以凭“违反契约”为由向学校告状。

我认为这是高等教育自杀的症候之一。如果将学生事先就知道自己今后会学到什么为前提的话,学习是不成立的。

学习应该是构筑起能够理解自己所学的意义和价值这样一项主体的生成性的过程。只有在学习结束后才能理解自己究竟学到了什么。它是一个活泼的进程。如果学之前和学之后没有达到判若两人的变化,那等于白学。

我称之为“mentor(师父)的矛盾”。当我们想学一门知识或是技术的时候,我们会去找师父。但仔细想来,师父其实是不合理的存在。

无论武术还是艺术,在你想学点什么的时候,假设有几个可选的师父好了,该跟谁学呢,我们必须从中做出选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接下来要学的知识和技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会“想学”,所以不知道才正常。但是,面对这片未知的领域,我们不知道谁本事更好,谁能指引自己走向正确的目的地,却必须做出选择。可是,从初学者的定义来看,我们连“目的地”在哪里都还不知道。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的人却必须选一个能将自己带到那里去的人,这就是我说的“不合理”。

学习“学习的方法”

可是,我们每天都习以为常地做出类似的选择。因为就算是没有学过的东西,我们也能凭直觉知道“这个人一定能好好教我”。因此,各种学校、道场才会这么生意兴隆。可是,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知道这个老师好?”,我们肯定回答不上来。对于我们还没掌握的技术,我们没法评价说是“这个人技术好”还是“这个老师比那个老师要厉害”。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出了评价。

我们能做出评价就是因为在遇到“必须挑一个师父”这个问题时,我们手中已经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放进了篮子”。如果不挂起自己的价值判断天平,那就演不了这场“判断无法判断之事”的杂技。

学习从这一瞬间启动了。因为将自己的价值判断“放进篮子”才是学习的本质,

我练习合气道后没多久,有天和多田宏老师第一次说上了话。那时老师问我“内田君是怎么开始学习合气道的?”我当即回答“我想要打架更厉害”。虽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无论当时是多么年少,这回答也真是蠢到家了。但是,我当时真的就是以“提高战斗力”为首要目的开始修行武道的。老师听了我这笨蛋回答后,破颜一笑,跟我说“就算是这个目的也没关系”。那时我就下决心想“这个老师不会错。就跟他学吧”。

当时老师对我说“修行武道的目的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明确地表示“我会教给你的并不是你想从我这里学的东西”,我一听,更下定决心说“就是他了”。仔细想想这个决定真是够矛盾的。

我以“我会给你的并不是你想要的”为根据,想到的却是“这个人才能给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但是,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才能体现师父这种教育机能。将自己未知的事物在“还搞不明白”的状态下吞下,然后期待自己有一天达到可以理解每一个词语的含义那样成熟的阶段。能够将自己投入到这样一种生成式过程中的人才能够做到“学习”。

所以,一旦了解了何谓学习的人,之后无论是怎样的领域,多少的内容都能学得进去。也就是说,学习的本质不在于知识和技术,而存在于学习方法之中。

苏格拉底在《美诺篇》中谈到过“问题的矛盾”。

我们不断地在自问自答,但是,仔细想想的话,所谓的“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解的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有解,那就不再是“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问题”的东西我们已经一知半解,只是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解法。

在进行科学论证时,我们常会提出“假设”。提出假设,然后以此进行实验,如果发现反证事例,就替换假设。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这都是一切科学思考的基本。这里说的“假设”,就是刚才提到的“一知半解但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解法”。也可以说是“暂时的真理”。是否能成为决定性的真理,还需要时间验证。反过来说,尽管现在没法断言其真伪,但经过一段时间或许就有可能确定。

这种面对未知的知性的开放性,以及认为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收获的一天的这种对认知的明确期待就埋藏在“师父”、“问题”和“假设”这些问题群之中。抱歉说了这么多抽象的东西,这里的关键词其实仍在于“时间”。

所谓的知性,说到底就是将自身置于流动的时间之中,计算自身的变化。

因此,反过来看,就能够得出“无知”的定义。

无知就是无法将自己置于时间之中计算此间变化的一种思考模式。

今天我从头到尾就是在谈这个问题。逃避学习,逃避工作都是因为我们对于无知的执着。

我说了,把“讲义摘要”这种课程描述带进学校里等于是教育的自杀行为。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学生在开始学习课程之前,就已经看穿到学习的结尾,它把学习变成了一种二次元的图像,也就是把学习放在了非时间模式的环境之下。

一旦把教育用“苦役和成果”、“货币和商品”、“投资和回收”这种商务用语来考量的话,那就必定会陷入非时间模式的环境之中。因为消费主体不会在时间上产生变化,或者说不允许发生变化。只要是把手中的货币交出去,就能得到等价的商品这种交换能够重复下去,那么即使手中的资产发生了形态的变化,但总额是不会变的。这是进行等价交换的主体的宿命。不得有变就是消费主体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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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7:19

当学校变成工场

大学的“出口”也出现了同样的结构上的问题。在大学的校门外,市场经济社会正昂首以待着毕业生“人才”。入学时的消费模式是学生和家长是“买家”,而大学是教育商品的“卖家”。同样地,等来到出口时,毕业生成了“大学这座工厂”发出的“商品”,而“买下”这些商品的是企业,这就形成了另一个消费模式。

财经界和文科省都在要求大学在输出毕业生这种“商品”时,要像普通的工场一样做到“品质保证”。要保证规格均一、质量达标,总之要有所保证。

可是,这种要求从原理上就做不到。因为“教育的出品”无法预测。能够预测的教育成果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举例来讲,保证学生修满毕业必须的学分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看数字就可以。但是这种数字其实毫无意义。

文科省目前规定大学毕业至少要修满124个学分。“学分”这个概念,是从美国蓝领工人的工时概念搬过来的,完全是商务模式的产物。

可能大家并不了解一个学分代表什么。一个学分是指“工作”45个小时。45小时是一般工人一周的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就是40个小时,再加上礼拜六上5个小时等于45小时。做满45小时就能得一分。

把这套做法放到学生身上,就变成学满15小时得一学分。为什么学生可以“工作”15小时就得一分呢,是因为学生还有预习和复习,课外还得前后各自学15个小时,所以算他们是又“工作”了30个小时。虽然完全与事实不符,但反正15加30等于45。这就是一个学分。

修满124个学分才能毕业,简单算一下就是要“工作”满5580个钟头才能获得学士学位。

玩弄数字游戏的危险性由此可见一斑。现实情况是,现在的日本大学生并不会花两小时来予、复习一小时的课堂内容。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大学生根本都没在自学的。而且大学是90分钟一堂课,半个学年是十五个礼拜,就算是修满两分。1.5小时乘以15个礼拜,就是22.5小时。这样算修满两分的话,22.5小时就能算90个小时的学习,这学分的算法是4倍掺水。再算上停课,旷课,平均一下的话,掺水率大概有5倍多了吧。

学分和学士学位都是国际统一标准,但实际上,日本是在用国标1/5的规格滥发学士学位。这当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斥责。当然会有人说全世界都应该保证一学分就是一学分,学位就是标准的学位。教育内容也必须国际通用。应该像ISO一样,大学就是工厂,必须保证给社会输送的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商品”。

一直以来,除了期末考试之外,我们都没有对学生到底有没有“做满”大学的一个学分做过检验,“教育质量”无法用数字来测定成了“常识”。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我本人也参与过大学的自我评价活动,负责过教务工作,也认为必须积极导入教育活动的数值化进程,也就是要推进教育的商务模式化,可是五年下来,我开始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从教育活动中得到的数值基本上都毫无意义。一个教员负责几个班,教多少学生,审查多少篇论文这些都很容易统计。但是,就算教一样多班级,负责一样数量的学生,不同教员输出的教育也是不同的。教员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教育理念和讲课技术,这些就没法用数字来体现质量。就算让学生做问卷调查上课评价,固然综合得分高的老师自然就是课上得好,但也不能说学生的判断就一定客观。

有一段时期,企业之间也很流行“成果主义”,聘请了顾问来对各种成果测试评价,可是从因为不当的评价而造成的组织上的损害来看,就会知道如果不建筑起足够精密的评价体系,那么以成果主义进行工作考评可能更容易导致负面结果。但是,如果要构筑值得信赖的,精密的评价体系,又不得不投入庞大的资源和时间。“能准确考评别人的人”一定是能够客观看待事务、冷静、处事灵活的人,这样的人其他工作也一样能做好。这种对企业来说是最珍贵的人才的人,却被安排去做考评工作,那这企业也是要做不下去了。

事实上,无论哪家企业,到了一定的阶段,都会形成“别再搞成果主义了”的气氛。评价个人成果虽然是件好事,但为了考评而付出的成本比考评能获得的好处还多也是事实。

用成果主义来评价教育成果也是一样的道理。

教育所起的效果不光光是学生在毕业时获得学分数量,成绩,证书,专业知识或是技能。学生在高等学府学到的最重要的技法应该是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过于综合,没法用数字来体现。见识、判断力、感受性还有爱好这些东西,就连学生本人也不会知道是在何时,又是如何进入了自己的身体。甚至可以说,在学校学到的最重要的“学习能力”是“提高自己能力的能力”这种心智上的能力。是一种“评价事物的能力”。“评价事物的能力”是无法用现成的“尺度”来测量的。

教育成果不能用数字来做评价,这非常正常。

如果有人说它可以用数字体现,而且必须用数字来体现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把学校当作工厂,把毕业生当成商品这种市场主义教育观的危害性。

平常我会尽量避免说“人才”这个词,因为这个词语很容易在“人不是商品”这个基本概念上造成误解。这个世上本就不存在“自我组织化商品”这种东西。只要摆着就能自动功能升级的电器呀,存在架子上味道还能越来越好的罐头呀,这种东西不可能有吧。但是,人类却有着通过教育而获得最高资质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沉淀,积累下各种经验,我们就能有不断提升自己水平的能力,我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让学生们学会这种能力。

可惜,无论是在教育的“入口”还是“出口”,市场原理早已深入人心。也是因为这种深入人心,孩子们也好,迎接毕业生的社会也好,都误解了学习的意义。

不知道学习本意的人,就不会知道劳动的意义。姑且先以这个暂时的结论让话题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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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7:33

第四章    回答提问

美国模式的终结

平川:接下来,首先请允许我提一些补充问题,之后再请大家提问。

内田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发人深省的内容,我个人觉得可以将今天谈话的主题归纳为“劳动与消费”。1985年前后日本经历了房产泡沫,在那之后,上班也陆续改成了双休制。根据工种不同,还有一周三休的情况,这么一算,一年365天,甚至有人能休息将近100天。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以来我们考虑的问题都是要如何更好、更快、更开心地工作,而现在,该如何利用这些多出来的时间,要怎么消费这些时间成了我们重要的话题。吉本隆明先生曾经说过,由于这是个举国性的变化,因此话题的转移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件,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从那时起,泡沫经济崩盘,随着日本经济逐渐衰落,我们又转而对日本的经营体系和资产进行了过度地反省。反省的结果让我们飞向了另一种经营模式,毫无疑问,美国式的生产体制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我们的劳动价值观也自然是承袭了美式的价值观。

今天我们也谈到了我们从美国照搬过来的这一整套东西差不多也到了尽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破绽。简单明了地说,就是再这样下去就要完蛋了。这也就表示了非时间模式是典型的美国模式。关于这一点,内田老师是如何认为的呢?

内田:今天我虽然没有在美国这点上具体讲开去,但如您所说,今天的谈话确实可以总结为“美国模式的终结”。而且我认为实际上美国社会自身也意识到了美国模式的界限,并试图改变。

平川:比方说,今天您提到的非时间模式,简单来讲就是give and take(交付行为)。在付出之后相应地也能有所获得。就劳动来说,就是有与job description相对应的报酬。这种等价交换一直以来都贯彻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果不做到如此程度,就会出现经济合理性上的破绽,因此一切都是以此为依据进行。

但是,我们的劳动观与经营观点却和这种概念大相径庭。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什么,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总是要经过一些迂回才能实现。没有不经历坎坷就能到手的东西。没错,人们交换的是一种经济上的关系,付出钱,然后得到商品。但是,只有在馈赠之后,经过一些转折,又在别的地方得到某种意料之外的反馈,这样迂回实现的东西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则毫无意义。交换不过是物品的移动。我想的是在迂回实现的过程中,才会生成某种附加价值。

内田:如你所说,所谓的交换,不过是一个随之诞生各种各样价值的“契机”。

特洛布理恩德群岛因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西太平洋的远航者》而走到了世人面前,这位学者在书中描述了岛上“库拉土著”的交换仪式。交换的物品是用贝壳制成的服饰,本身没有任何用处。隐藏在交换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在于,为了毫无价值的服饰交换能够顺利完成,参与库拉土著仪式的当事者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的信赖关系,又或是为了娴熟航海技术,直到能够出帆远航去遥远的岛屿进行交换。观看库拉土著的交换仪式,我们会发现那不过是用白色的贝壳去换红色的贝壳而已,他们做的衣服成年男子根本就穿不了,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但是,就是靠着这无用的交换,才织起了人类的关系网,通过这种构筑,才学会了可持续的技术并将之传承下去。无论是造船技术还是航行技术,又或是观测气象的技术和与海洋有关的知识,都是为了存续库拉土著的仪式而不断进化,当然它们同时也发挥了首创性的功能。

我认为这就是商业原本的意义。谈到为何我们会如此热衷于货币与商品间的交换,那是因为如果想让交换能够安定顺利地进行,就需要为准备好交换场所而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制度和合适的人员条件。比起交换本身,强化交换场所的内容本身才是真正的目的。

交换所耗的真正赌金既不是进行等价交换,也不是便宜买进高价的物品,而是用交换作为切入口,创造出可供交换的各种各样的人类价值。我认为这才是交换的真正意义。

平川:那么您的意思就是之前所发生的那么多问题,就是由于没有将交换背后的戏文或者说交换的准备纳入交换环节,而只把交换限制在了台面上的动作而已,只能将其看作是仅适用于经济上的give and take原则而已。比方说知识这个东西,日本也能用,美国也能用,欧洲也通用,就是一个标准的可交换物。如果将一切事物都实现标准化的话,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类似“自我寻找”这样的话题,如果一切都有标准的话,人们就会失去“自我”。如果旁人和自己之间只能用一把经济的尺度来衡量差别,那么就根本不存在“自我”了。一旦变成这样的情况,那就只剩下自我崩溃。如果不崩溃,就只能通过增加金钱这把唯一的量尺的分量来防止自己崩溃了。

你还提到了堀江先生曾说到过“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我认为堀江的出现就体现了这种征兆。我也曾就此写过大量的批评,堀江的论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其通俗。他所说的“钱的透明性”其实就是一种标准化的东西。如果把钱当作尺来衡量一个人,那么谁都可以适用于这个标准了。

当然如果摆脱了标准化那经济关系本身就无法成立,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与其同时发生的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价值。这两方面都值得我们多加考虑,只是人们似乎已经将其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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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7:47

等不及孩子成长的父母

内田:在经济关系的背后,存在着人们为了启动或持续交换而进行的各种各样肉眼看不见的努力,那些才是经济活动的本来目的,这一点我们不可忘记。

而经济合理性排除了随经济活动附生出的不明朗的人性价值。因此才如此一清二楚。但是,因为被我们无视而发生的致命的损害也不在少数。教育、劳动和育儿都是其受害者。

虐待儿童的案件眼下越来越多,我认为可以把它看作是把育儿当作等价交换而必然导致的结果。

育儿是一件很费时间的工作。但是,现在年轻的母亲们无法把育儿看作是一件长期工程,而当作是一项短平快的工作。我想她们恐怕是在用商业用语考虑育儿问题。

孩子是自己创造的“物品”,父母的“成果”测定全看他们给“物品”带来了怎样的附加价值。一旦成果得到好评,那自己就可以以育儿的“成功”完成社会上的自我实现。这和制造商为了自家工厂发出的商品销路一喜一忧是一样的心态。

从最开始会自己拉便便,到张嘴说话,到会走路等等,父母的双眼就追着孩子能力开发的表现。之后,会讲英语了,会弹钢琴了,考上了名校,总之父母仍是以外在的表现在计算孩子的附加值。孩子们被附加上的价值成为了父母自己“事业”成果,为了展现可视的、有形的成果而算计着。,除了学历、证书这些能被旁人识别的“看得见的成果”之外,其余的育儿附加价值则一概不纳入计算范围。

原本养育孩子就是很费功夫的事情,自己在育儿方面是成功还是失败,既有在孩子诞生之后就明白的方面,也有养了二十年还是稀里糊涂的地方。我认为做家长的当然不可能明白。把育儿这件劳动的成果非搞成四个学期,或是一年半载就得卓见成效,要求效果必须立竿见影也只是徒增烦恼。因为育儿本身就不是短期内能够测定的。但是,纵观天下父母,都在被要求用目所能及的办法、用数值化的办法、可定量的评价标准在展示育儿成果。退一万不说,父母本身是承受着这方面相当大的压力。

于是最后就变成做父母的没有耐心等孩子长大。而小孩子天性就是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行为,搞一些意味不明的动作。这种时候,我觉得做父母的应该是静静地看着,只要想“这孩子是在干什么呢”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已经不再允许这样养孩子了。

我曾经问过精神科的医生,医生说父母和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忍受着精神上的苦恼。有许多父母无法解读孩子发出的讯息。孩子们经常会发出类似“感觉不舒服”或者“好讨厌” 之类不快的信息。而父母会选择无视这些信息。也就是说,孩子们传达身心上的不快的信息动作就像是“商品”出现了噪音。等于是制造过程中冒出了次品。他们把这看作是自己育儿失败的标志,于是就捂上耳朵自欺欺人。

这完全就和平庸的经营者故意无视自己经营破绽完全一样的做法。无能的经营者会对自己经营出现破绽暴露出的信号关起耳朵。常出丑闻的经营者会找借口说“信息没有传到上头来”。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这么想的。“经营不善”的信息没有传递到上层。这意味着经营上的失败。经营者当然不想听这样的信息。所以下面的人才会不向上通报,因为就算报上去也是置之不理。

育儿也出现了同样问题。孩子身心不挑,发出了了危险信号。但是,如果竖起耳朵去听,那就必须承认孩子身心方面出现了失调。绝不能承认这样的失败。于是父母才会对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选择闭起眼睛,关上耳朵。

和这么迟钝的父母一起生活,孩子们心理上当然会出现崩坏。即便是孩子,也还不能清楚表达自己身心上的不愉快。所以,做父母的不明白孩子到底在说什么。才会没把孩子的求救当成是一种信号,而是当成了杂音。但是我认为父母原本就该把孩子们发出的杂音转换成是信号。如果能够跟孩子长时间相处,那也许何时就能够读懂孩子杂音中所蕴藏的信号。这就是孩子学习母语的逆向过程。孩子把父母说的听不懂的话拆分开来,最终学会了母语,而无意义的杂音会转化成有意义的信号。这和我们平常说的沟通是两码事,它是成为沟通基础的沟通,也是让沟通起动的沟通。将杂音转换成信号,称得上是某种“孤注一掷的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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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8:07

育儿和音乐

内田:我认为将杂音转换为信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将自己的理解的界限暂且“纳入括号里面”,现在自己还不能理解的东西,或许仔细听就能听懂。对于这样的信息,我们应该报以敬意和忍耐来做回应。如果不以这样开放的态度侧耳倾听的话,杂音是无法转换成信号的。将杂音和信号非得分个一清二楚的人,也不会迎来杂音转化为信号的瞬间。

倾听别人的话语也是很耗费时间的活动。我们在听别人说话时,经常会有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的情况吧。像是话说到一半,一辆电车驶过,一阵轰隆隆中突然就听不见话了,这种事在轨道下的居酒屋里喝酒时可是常有。但是,虽然没听见对方说了什么,也不至于全都再问一遍。没听到的句子,就当作“总之是说了什么的声音”先暂时放一放。再往下说几句,等对话的脉络变得清晰,就会知道“啊,是在说那个啊”。日语里有无数个同音词,像这种同音词出现在句首的时候,如果不把整个句子听完,就没法确定句首的主语。

我认为沟通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时间性的现象。所谓的沟通,并非是来一个记号弄懂一个……这样一种连续的过程。因为直到结尾才听懂最早说的是什么的情况也是有的。或者可以说,所有的对话都是如此。因为即便是说完了最后一个词,如果起头的那个词不明白的话,那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此实际上,我们都是在把整句句子听完之后,再回到开头确定下第一个单词的意义之后,再回到句子的末尾……是这样一种时间之中的“来来回回”。时间并不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种不可逆的顺序,如果过去还未确定那未来就不可能成立。时间是具有高速往返能力的的过程。

只要想想听音乐的场景就能理解这个说法。我们听音乐时,所能品味的韵律和旋律全都是还留有余音的“已经消逝的音符”和对“尚未弹奏的乐音”的预感。现在这一刻所听到的乐音并不能使音乐成立。已经过去的乐音还未过去,未来的音符却已能感知,就是在这样充满了活力的过程之中音乐才成为了音乐。

因此,聆听音乐的过程也是“学习”的基本之一。孔子推举礼、乐、射、御、书、数为“君子六艺”,可为什么演奏和鉴赏音乐会被认为如此重要。这很有意思,却很少有人从正面角度切入讨论。即便是白川静老师都没有对孔子为何如此重视音乐做过深入的研究。以吾等之辈想要评断先贤是何目的未免过于皮厚,但我想理由或许在于聆听音乐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时间的动态之中学习行为方式的过程。

非时间模式下是听不到音乐的,也不可能听到。无论是多么精彩的音乐,莫扎特也好,巴赫也好,单个的音节不具备任何意义,也没有美学价值。

活着本身就是用尽一生去演奏一曲。一个人一生中所出现的无数的行为和言语的真正意义,不到曲子结尾是无法确定的。有句话叫“钉棺而论”,就是说直到死后才能够了解这个人从出身到现在一切行为的意义。我认为说的很有道理。“乐”之所以能够被推举为六艺之一,或许也是由于古代圣贤早就明白“具备时间意识”和“了解人是存在于时间之中”才是知性的基础。

再回头来说育儿这件事,“养育孩子”在深层意义上其实和“聆听音乐”的经验有着共通之处。

孩子们发出的杂音在“文脉”的某一处会成为“乐音”。我之前说“杂音会变成信号”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花时间等待,在理解整部旋律的结构之前,是无法了解单个音节的意义的。同理,等到了“文脉”的某一处,之前孩子们发出的乱七八糟无法读懂的符号也会豁然开朗。因此,父母们该做的其实就和听交响乐时需要观众仔细聆听一样。正如在不听完整段乐曲之前就无法确认某个音节的美好一般,为了让孩子们发出的杂音转换为信号,父母们必须一个不落地听仔细了,要抱着敬意和忍耐安静地听孩子们的声音。

这么想来,把孩子们当成“商品”,再把外形和数量那些附加价值往上一加,把孩子当成是自己的成果向周围展示的想法是多么危险呀。虽然“商品”不会唱歌,可孩子们正在唱着。能够将孩子们的声音当作歌曲来听的,首先就只有父母能够做到。

高速化的社会活动

平川:另外还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所以我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的我们正为了反向地要把非时间模式往商业世界里头塞而倍觉辛苦,而一旦成功的话,事态又会如何呢?也就是,它是否也会变成使用工具的方法?又或是说在商业的世界里也并不能只讲究单纯的经济效率,还得考虑各种其他因素才比较好呢?

内田:做生意的话,当然还是非时间模式为佳。所以才说商业能让人开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处在一种非时间模式中。

商业和真实的人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你做出一个动作就立刻能得到反馈。自己的选择是成功还是失败,立刻就能通过市场反应看出来。另外,“市场是不会犯错的”这句话,在商业的情况下,是玩家全体共同遵守的规则。每个动作都能得到几乎无延时的反馈,而且会就该动作所导致的成败与否做出绝对正确的判断,这首先就不可能发生在人际关系中。

先不论像育儿这样长期的工作,即使恋爱也是如此。昨天这么说对方还挺高兴的,今天一样这么说就火冒三丈了,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果是工作上失败了,也只能用“市场是不会犯错的”这句话乖乖咽下,人际关系可不会这样。对方是因为哪里不对劲而这么生气,是单纯地犯困,还是肚子饿了,只是因为输入时相差了一点点,得到的回应一个天一个地。因此,就算想破头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做错了。相比之下,商业就简单的多。太太们常常会嗲嗲地问“我跟工作哪个重要?”,男方会选工作,也不过是因为工作更简单的多,工作会对自己的动作迅速做出对错与否的判断,就像打游戏一样,

我们之所以会对非时间模式着了魔,也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人是不会做没好处的事情的。

刚才说过,因为证券公司填错了买卖股票的数量,发现这个漏洞的交易员几分钟就赚了几个亿。这就是非时间模式下商业的典型案例。只要敲几下键盘,银行账户上的余额就成了天文数字。几乎在输入的同时,巨大的输出也完成了。这就是非时间模式下的商业理想。

这种短期的活动会给予人类强烈的快感。人只要活着就需要这种非时间性活动所带来的快感。如果这种给人以过电一般快感的活动不时不时地来一下的话,我也一样活不下去。

但是,无时间模式的陷阱在于它给人的感觉太好,而变成了“只要有它就好”。

有史以来,非时间模式绝对没有成为过任何人类社会的支配形态。无论是狩猎生活还是农耕生活,从劳动到收成都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输入和输出间的时间差大幅度缩短。社会活动进入了高速化的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所有的规格都有了标准,也因为标准化,所有的财产、服务、信息都快速地驱动着全世界。慢慢来,再花时间等它成熟这样的财务方法反而成了例外。

无论是在哪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都在锐减。没有人再肯去搞林业了,也许再过个几十年日本也要不复存在了。比起从事林业工作很辛苦,收入也少,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从种树到采伐再到收获中间需要等上百年,这几乎令人绝望。既然敲敲键盘就能几分钟赚个盆满钵满了,现在花费的精力却要等到两代人后才能有所回报这样耗费时间的事业当然和全球化格格不入了。但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长期工作支撑着的。而我们全体日本人都忘记了这个事实。

平川: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但大家也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我们就请大家自由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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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8:20

师徒关系的条件

A:我在就日本未来考虑教育问题时,也觉得儿童教育是最大的问题。内田老师提出的“教育是否可以当成是等价交换呢”,我也深感同意。

我认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无法用任何工具进行测量的。孩子们打心底里尊敬老师,老师对孩子们回应与之相对的热情,就完全不会出现等价交换或其他问题。而关于大学,我很同意老师的意见,但是有关中学和高中教育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听听看老师您的观点。

内田:之前我参加了《星球大战前传3 西斯的复仇》的试映会,前后6篇全部看下来,我发现这部作品的主题其实是在讲师徒关系。我一直以为美国人对“通过师徒传承技艺”这类故事没什么兴趣,《星球大战》却从正面挑起了这个主题。

电影中有很多故事的转折,最有趣的还要数“绝地武士”中存在的“师父必须得有一个弟子”这个设计了。在第2和第3部前传中,都出现了弟子比师父还要厉害的情节并贯穿整个故事。阿纳金天行者比欧比旺还要厉害,还说“我才是天才,我比师父更厉害”,走上了歧路。

一旦弟子将师父所具备的技术和自己的本领进行比较化考量,双方的关系就出现了破绽。阿纳金离开了师父,去寻找比欧比旺更厉害的人,和银河皇帝成了伙伴。就这么走向了“错的黑暗面”,原本可以越来越强的阿纳金天行者,最后和师父欧比旺决斗时,输得一败涂地。

我一边看电影,心里一边想着“哇,寓意很深啊”,感动极了。

虽说从这电影里就这么抽取过于简单的意义不大好,但反过来说,我认为“成为师父的条件”就只有一个。

“成为师父的条件”就是“自己也有师父”。

成为人师的唯一条件就是自己还是别人的徒弟这件事。只要满足这一点就足够了。和师父在一起时,有时会感到自己的能力和超越了无限的存在连在了一起。在某种无限的长流中,自己也是其中一环。虽然只是漫长的锁链中的一环,但缺少了自己,锁链就会断开,我们会抱有这种强烈的自觉和使命感。这种感觉就是为人师的唯一条件。

徒弟的能力要超越师父并不是什么难事。即使超越了师父也不是问题。在漫长的锁链之中,既有大的锁环,也会有小的锁环。两个相连的锁环即便是后面那个更,也完全不会对锁环本身的连续性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徒弟说着“我超越了师父”,从锁链中挣脱出来,不再作为锁环存在的话,那就会产生终结了。

但即使在阿纳金离开自己之后,欧比旺依然和绝地武士的“骑士之道”相连。他对自己的师父尤达大师的敬意没有磨掉一丝一毫。因此,即使被阿纳金背弃,欧比旺本人还在继续成长。虽然自以为超越了师父的阿纳金在那一刻停止了成长,但相信自己无法超越师父的欧比旺却不会停止。

现在说的这个“成长”是不可测量的东西。也可以称之为是某种开放性吧。自己的身体内部有一扇向外界敞开的“门”。无论是变老还是变弱,也一直向着与自己不同的、超越了自己的东西敞开着。因此,才能不断接受有新事物涌入自己内部,并将它们传给下一代。为人师表深深地明白自己的任务就是作为“passer(传递者)”而存在。

而相应的,在阿纳金自以为“我比师父更强”的那一刻起,“门”就已经关上了,自我了结了。以自我完结了的“近代的自我”独立了。然后,成为近代的自我的阿纳金被由前近代自我的师徒关系支撑着的欧比旺打得一败涂地。

我感觉这样的故事已经听过无数遍。乔治•卢卡斯也是深谙此道之人。为什么身为美国人的他也会懂“这个道理”呢,那是因为乔治•卢卡斯也有自己的“师父”。

他的师父就是黑泽明。这么一想,“星球大战”就是在向黑泽明致敬。或许大家感觉不可置信,但《星球大战》的原型就是从黑泽导演的《姿三四郎》来的。

《姿三四郎》这部电视剧讲的是讲道馆柔道的创始人嘉纳治五郎(矢野正五郎)和讲道馆四天王之一的西乡四郎(姿三四郎)师徒之间闹别扭的故事。矢野老师就是欧比旺师父,三四郎则是阿纳金天行者,而尤达大师就是“才槌和尚”了。和尚对没在泥沼中的三四郎骂道“你这种笨蛋还是死了拉倒”,这个情节在《星战5》中再现为卢克天行者浸在泥沼之中进行“原力”练习时,尤达大师也对他说了同样的话。

聊起电影细节容易不知不觉就兴奋了起来,所以我们不再展开。总的一句,乔治•卢卡斯作为美国人却非常难得地对师徒之间的力学和演绎方法有着强烈的兴趣,而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失去师父之人必败”。

师徒关系中有一点很重要,并不是要你拥有多大的本领,具有多么充实的知识这些数量化的问题。而是要你将从师父那里继承得到的传统再传授给自己的弟子。极端地说,师父的工作就仅是如此。“从前人那里得到,再交给后人”,只要这样谁都可以成为师父。我便是这样的想法。或许至今有关师徒关系的所有故事都是在教会我们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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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8:37

教育者的必备条件

内田:抱歉我还想再聊聊电影的话题,有一部叫《师弟物》的电影我很喜欢。影片里,只要出现学生们叫着“老师~!”然后边在校园里跑动的场景我就要掉眼泪(笑)。木下惠介拍的《二十四瞳》我也很喜欢,小时候看的时候大哭了一场,觉得“老师好了不起啊”感动得要命,或许我就是那时下定决心以后“我也要当老师”的,最近有机会又看了一遍,看完真是大吃一惊。

可能大家也都晓得,高峰秀子在里面演的角色叫大石老师。时隔四十年再看,这个大石老师真是好糟糕。大石老师从女校一毕业就来当了老师,很年轻,作为老师来说能力为零。教教课本上的内容还行,如果有孩子找她商量事情就完全招架不了了。故事背景是昭和初期,当时有学生想去念音乐学校,她就陪着那孩子一起去拜托孩子妈妈了,对方母亲一说“不行”,她就跟孩子说了一句“还是不行啊”,就完了。哪个穷人家的孩子被送去给别人家当佣人,也只会说说“好可怜”然后哭哭而已。后来开始打仗,她教的学生被送到前线去,当中有一个孩子失明了回家,也只会说“好可怜”,再一起哭。总之大石老师就是完全无法投入到学生的人生之中,只有犹犹豫豫流流眼泪的本事。

她却被刻画成了理想的教师形象。

如果现在这部电影公映的话,估计小学初中孩子们的家长都要出离愤怒了吧。绝对会说她“完全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嘛”。

但是重点在于,这个“完全没尽到老师责任”的老师在战前的日本却是个尽职的教育者。这就跟现在把自家孩子全权委托给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大学二年级女生一样。但大石老师也是拼了命地接受了这一切。没有能力是事实,但她试着去接受了。只要做到这点,就已经完成教育的机能。

以前常有人说老师很伟大,我却不这样想。如果把大石老师这样的带进现在的小学,恐怕一秒钟班上就要天下大乱了,她的带队能力是零啊。但是这么个没用的女孩子却成了理想的老师。这种师徒关系这间的力学直到昭和初期还是成立的。这并非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制度使然。

我觉得这种教育方法“很省能耗”。培养这么一个老师可能只要现在几分之一的成本。而如此缺乏指导能力的老师也一样能教得好孩子。

究竟是什么不一样了。我认为日本人就跟阿纳金天行者一样掉进了同一个陷阱。大家开始认为教师的能力是一种可以测量的技能。虽然只要熟悉教学内容,上课技术卓越就能胜任教师职责,但如果没有能力,是无法干好教育工作的。我认为这就跟“扣错纽扣”一样。

《金八老师》里头的问题也很严重。金八老师是一位宁可牺牲自己的生活,也要为孩子们奔走的超人老师。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却觉得完全不合情理。金八老师这么拼命,孩子们的成绩也很优秀,但对他的评价却忽高忽低。

《金八老师》里的固定场景基本上就是他负责的班级里的孩子闹事,然后PTA(注:家长委员会)就去闹金八老师对吧。他真是够倒霉的。做对了一百件事,只要有一次失败,“教师失格”的烙印就被按上了。超人老师就必须超人到底才行。

这里的问题同样是出在教育被当成了等价交换上。

只要班上的孩子平安毕业,就算是生意结束。然后再换下一届重新开始,只要能提供符合期待的教育服务,就能免遭来自孩子和家长们的抱怨和斥责。只是不用被骂,并不是能被尊敬。只要做错一件事,就准备好被家长们骂死吧。在这么紧张、压力山大的情况下,还能尽到教育责任的老师,我们的社会却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神话故事是存在的。

我是真的不懂为什么我们会广泛相信这种对教师们很不友善的故事。因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或是家长,都不会从中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要清楚地列出一个好老师的条件的话,那这个单子肯定是无限长。一旦开始列单子,老师也苦,学生和家长也会因为“这里没做好,不能算好老师”而不停给老师扣分。如果要这样明确,测量似的考评教师能力的话,那这个世上就连一个“好老师”都没有了。

教育者必备的条件只有一个。只要做到“有自己的老师”就够了。这个老师并不非得是直接教育自己的人。可以是书里的,也可以很久前就去世了,就算是从别人口中听说还有这样优秀的老师啊,都不要紧。“自淑”(注:出自孟子,指内心将某人当成自己的老师),不在于形式。所谓教育的再构筑,必须先回归到这种师徒关系的力动性和开放性才行。必须让全体日本人都签名同意《师弟物语》里的概念。这么做只是转换一下概念,所以也不用任何成本。

A:我也基本同意师徒关系这个概念。在很多做了笔出色生意的场合中,会出现这种关系。因为有优秀的领导者,大家都尊敬他,所以产生了凝聚力。因为有值得尊敬的老师在,大家团结一致,这种日本式的组织确实是最高效的。之前也聊到了个性和自我的话题,就我而言,扼杀自我所带来的不快和大家一起工作的快乐相比,我觉得大家团结一致的喜悦更令人开心。日本式的经营理念和如今的学校教育和师徒关系可以说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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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9:13

无限的尊敬

平川:你刚才说的那种商业领袖绝对不是商场精英,这一点非常关键。优秀的领导人绝不是商界超人。

我和内田君都练习武道,所以我们很清楚在武道里,弟子在技术上超越师父的例子司空见惯。就空手道而言,最初是由四个冲绳人传播开来的,而现在日本已经有二百个流派。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技术上稍有长进,马上就觉得跟这个老师没东西可学了,就去自立门户了。但是,这也无可厚非,人类本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体力衰落,在速度和力量上输给徒弟也没什么稀奇。

但是认真练习武道的人,却不会这样。师父就是绝对。比方说,即便我有技术问题要问师父,我师父也不会说“我认为这个这个是这样的”。他不说这种话,只会说“我的师父是这么教我的”。但不会阐述自己的意见。师父是不会断言的。这和内田君刚才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答案是“我学到的是这样”。历史为这个答案保证了分量。那是师徒之间的历史。如何看待这份历史的价值?如果从中放入经济合理性的话,那师徒关系分分钟就瓦解了。要毁掉它,就这么简单。

最近有个人叫贵乃花是吧。虽然嘴上说师父是绝对,但一言一行却是以经济合理性为准则呢。可是,这样是会损害他和师父之间的感情的。

A:我也认为“不是出色的商人却受到尊敬”才是一切的原点。尊敬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而是要靠历史的积累才能构筑起的关系。尊敬是为师的首要条件,无论徒弟怎么做都不告诉他答案而是给予指导,具体也有很多做法,但无论师父说什么只要尊敬的原点还在,就能作为师父而存在。

平川:原来如此。

内田:A先生说的对,受人尊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以身作则地“去尊敬别人”。尊敬一个人的方法,是从他向别人表示尊敬的表现中学到的。因此,对别人不懂得表达尊敬的人也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尊敬。

经常有家长抱怨 “我家孩子说话很粗鲁”,基本上说这话的家长自己讲话也不咋文明。孩子没有礼貌是因为身边没有礼貌待人的大人。所谓的敬意和为人着想,只能通过经验学习。如果孩子自己没有被人尊敬过,没有被爱过,怎么可能表达出敬意和爱意。

如您所说,师徒关系的本质就在于“无限的尊敬”。但是,“无限的尊敬”对一般的孩子来说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因此他们不可能自然地接触到这些,而必须特地去学。孩子得要遇到一个活生生地抱有“无限的尊敬”的人,看到这个人因为怀有敬意而获得多么深层的喜悦才能学到。因为尊敬别人而获得的喜悦是会散发出热量和光芒的,身边的人如果看到也会有亲身感受。尊敬他人而产生的骄傲,无法用言语表达,必须真正地去认识活在这种感情中的人才行。

抱着胳膊一副高高在上样子的人即便说“我是你师父,你得尊敬我”,当徒弟的也只会阳奉阴违。表面上能装的“尊敬”,却做不到真心。因为遇见了自己尊敬的人而产生的幸福感当然也不可能有了。

沟通的技法没有说明书。要如何对眼前之人表达敬意,保持距离,如何询问,又如何拒绝对方……都必须靠实践才能体验。如今的年轻人之所以不会基本的沟通技法,并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里,就基本没有会正确使用敬语,表达尊敬的大人了。如果想教孩子尊敬长辈,长辈就应该让孩子看到自己是如何尊敬自己的长辈。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教会孩子们技法。

所以说,在学校里圾拉着拖鞋,套着运动服,挥舞着竹刀的老师就算吼着“喂,你们这群家伙”制服了学生,学生从他手里学到的也只有用暴力恐吓比自己弱小的人的办法,而不是尊敬别人的做法。人类会一直记住并模仿威胁自己的人的样子,却不会记得也不会再现被威胁、欺负的自己的模样。这是因为人们想要尽快忘掉不愉快的经验。

老师如果对学生使用经验,学生很快就能记住。父母如果能在家里对彼此也用敬语,孩子们就能比从他人口中听到的更早记住用法。

平川:确实,看小津的电影时,就会出现夫妻之间用敬语说话的场景(笑)。

A:我就做不到啊(笑)。

内田:说穿了就是做长辈的控制了优先权。后辈会模仿长辈的表现。己莫为的东西是不可能让人看到的。

平川:其实内田君跟我是小学同学,那时候我们可是尽捣蛋喔。后来一直没机会见面,大学毕业那会,因为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再之后,我想要成立Urban Translation就叫上了他一起。那时候的公司可真是有意思,之前我们俩都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可卖的游戏销量却是一番两番地往上涨。要说什么最有趣,可能我跟他的记忆有差,但我记得我们买过一个公文箱。公文箱真的好帅啊……(笑)。

我们先是买了公文箱,还买了辆摩托车。在摩托车后座上绑上公文箱去跑客户,却只想知道“资本主义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我们之前过的都是完全反向的人生嘛(笑),所以我们很想知道和自己人生相反的世界是怎样的构造。结果一做,订单就挡都挡不住地来了。

当时,我们的客户里还有伊藤忠和丸红这样的公司。我们和客户聊天时,他们看起来非常羡慕我们这样的。他们问都穿着牛仔裤的我俩“你们怎么这么开心,明明也没几个钱。”是没钱,但看起来乐呵呵的,而且还有那么点儿聪明劲。我们确实非常快乐。怎么说呢?假如我们高高兴兴的,对方也会觉得“就让他们做做看吧”而给我们活干。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对,或许他们也想知道哪里还会有比我更开心的家伙存在吧。

工作的原动力,解释起来不外乎如此,虽然我也说不太清楚,但只要看到开心的人,就会想要知道他开心的理由。

基本的形式虽然一成不变,但从一元性上容易被理解成“那人这么高兴肯定是因为比我有钱”。会因为把对方想成因为有钱所以住得起六本木Hills,喝得起高级红酒,吃得起美味料理而感到安心。实际上却绝非如此。因为工作而“快乐”虽然有多种意义,但人们却只会把它归纳成“因为有钱”这一个理由。“看上去乐呵呵的”实际上很难用言语形容,而且也是不该用言语形容的。

每当有事要发生,是会有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当“会是什么呢?”出现时就是事情的开始。如果让我用电影来举例的话,我想说有一部电影叫《Best Kid》。电影讲的是一个没用的美国小男孩找到了一位东洋师父,说:“请教我空手道”,结果师父说“那你去刷墙吧”,于是他就一直刷墙。完全不明白师父的意思。但是,慢慢地,因为手一直上刷下刷的,就记住了灵巧地使用手腕的办法(笑)。但小男孩却不知道为什么师父要他这么做。一开始他很生气,觉得师父不讲理,心想“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可渐渐地他也明白了。或许比起耐心说明,还是用身体这门语言更能解释清楚。换到现在再这么做,就要被当作不通人情了……B先生,你怎么看(笑)。

B:我的看法跟您刚才说的稍有不同。我觉得是我们的父母或者说家庭对学校,尤其是义务教育抱有过高期待了。战后六十年,虽然我们一直标榜民主主义,但回头来看其实我们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战后我们接受教育的那会儿,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在战场上经历过人生挫折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偏激地叫着“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吧”,“向着梦想全力奔跑”这种蠢话的话,我们会变成这样吗?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人教给我们一些现实的事。只字不提战争,对孩子们却怀有人性温存的老师却经常会揍我们呢。我一直记着那位边哭边揍我的老师。我想他也一定是怀念着某人才会揍我的吧。战后,我们那批人里没人当上老师。所以请大家尊重现实,还是别对老师有所期待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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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09:55

变身为投诉客的家长

内田:如您所讲,战后有一段时间流行过“要不去当老师吧”,“只有去当老师了”这种“要不只有老师”这类戏言,那时候教师是没什么人要做的职业。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教师可是大热门。不管哪间大学,师范专业都很有人气。就算考出了教师资格,还得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真的当上老师。老师跟上班族不一样,不用担心学校倒闭,生活安定,假期也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就是冲着这些来的。

但是,你去问问看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就是因为笔试通过率越来越难,所以最后当上老师的都是学霸。是不是当老师的料反而成了其次。这跟医生的情况相似,每种职业都有适合和不适合,一言概之的话,就是是否有通过自己的职业为社会做贡献的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却用学习成绩这种毫不相干的因素来统计。几十个人里面选拔出一个,突破这么严格的竞争才当上老师,胜者才能占据社会中的有利地位,对这样的竞争原理不敢苟同之人是当不了老师的。因此,面对弱肉强食的市场原理,我们的老师们都失去了反抗竞争逻辑的骨气,在某种意义上也无可厚非。

我们小时候的老师都是从战场上复原回来的军人,都是因为战争年代师资不足而凑活用的,所以其中好些其实都不具备作为老师的素质的。甚至还有那些连孩子们都大感震惊“为什么这种人也能当老师!”的怪叔叔也去当老师了。但是,我坚信在教育一线,这样参差不齐,意味不明的人也掺和其中才能让教育的机能更加充分执行。现在的日本学校,老师们从制度上就是素质相当平均,而且大多数人都顺从于主流价值观。

不仅如此,问问这些教书先生,脱口而出的傻话就是“总之快被家长烦死了”。孩子无论有个什么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朝校方发火。四十来岁的家长尤其,最烦。就算孩子只是在台阶上滑倒摔了一跤,都能骂“为什么要把台阶造得这么滑!学校要对此负责”。他们不会先叫孩子“走路要当心”,而是责问校方。

之前还出过这么个事情。有个闲杂人等闯进了学校,导致三名老师死伤。当时,学校在给PTA(注:家长联合会)开说明会时,有几位家长开口就是“学校要怎么责任”,把校长下面的教职员都给骂了一顿。在这个事件里,有老师为了保护学生牺牲了生命。应该先向牺牲和负伤的老师们致敬才对吧。有家长说“学校竟然对危机管理如此松懈,不能忍”,媒体也同仇敌忾跟着起哄。因为媒体是这样的态度,所以看电视的人就会认为事情真相就是电视放的那样了。

还有很多家长会对大学也这样乱放炮,其中有个学生家长态度尤其强硬。我就查了下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原来以前当过中学和高中的老师呢。就是因为他们在投诉的枪林弹雨中泡惯了,才对其“威力”有着深刻体会。所以,终于轮到自己用了。说起来也是够丢人的。

叫嚣着“让负责人出来!”,要求别人负责的言论于是就被他们广泛传播了开来。不管遇上啥麻烦,都喜欢先问“这是谁的责任”。全力以赴地要把自己的责任撇到最干净,而别人的责任则要实现最大化。即使自己难脱其咎,只要能把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就行,于是“职业投诉人”就成了我们社会的常识。

平川:这种现象已经完全渗透进我们的社会生活了呢。我觉得这和“Motarization(汽车化)”不无关系。车辆发生刮擦,绝对不能先道歉,这类故事现在是听到得越来越多了吧。我一直认为是先道歉者赢,但还是不道歉的价值观占了绝对上风……

内田:在美国,如果车子撞上了,先说“I’m sorry”,那就是说的人全责,所以才不能说。但这也很奇怪吧。不管过失在于哪一方,对方受了伤,先把责任放一旁,表达一下“为此我很难过”的心情也不会遭天谴的吧。听说现在美国的几个州已经修改了法律,如果是向对方说“I’m sorry”表示同情的话,也不会被判作是全责方了。我觉得这样才对嘛。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呢。车子撞到了,说一句“哎呀,糟糕了”不也挺好的嘛。

文化资本与阶层化

平川:还有就是现在人不读书的问题。发达国家中,听说日本人的阅读能力是倒数第一。仔细想想,日本的年轻人和商人们都是不看书的呢。就算看,也是看工具书,商务书,赚钱方法书,其他书一律不看。那些都不能算书。为什么大家都不看书了呢,或许是因为大家开始觉得读书“也没用”。没用的事情为什么要做,书读了也是白读,这种风潮渐起。

B:想要收集信息的话,现在渠道多种多样。不光看报纸、电视,越来越多的人从网络抓取信息。确实,大部分人是读书越来越少,但要读的人还是读的。也是因此,电视族和读书族之间,迟早都会出现明显的差距。

内田: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展开讨论了,但如您所说,阶层化最为明显的就是文化资本方面。
“文化资本”这个概念最初由Pierre Bourdieu(注:法国社会学家)提出,通俗地说就是“教养”。体现的是美术和音乐方面的审美,贴切的举止,服装品味,酒的选择……这些化入身体的“富养”。由于法国是阶级社会,出身不同,生活的世界也完全不同。交际范围,谈论的话题,穿的衣服,进出的餐厅都不一样。文化资本就是体现所属阶层的“代用名片”。因此大家都很小心翼翼。如果下层阶级的人穿了LV或是爱马仕,在高级餐厅用餐,还会被当成“违规”,基本就等同于“隐瞒自身经历”,这在阶级社会可是犯了大忌。

但日本早就没了这种东西。说“此人不通人情”倒是有,但跟他所在的阶级没有关系。有钱也好,有权也好,不通人情就是不通人情,反之,穷人也好,市井小民也好,上道的人就是上道。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日本在文化资本方面还满民主的。

届此,文化资本猛然就成了社会阶层的代名词。世风日下之际,高层次的人们还保留着爱惜羽毛的风气。

有次佐藤学先生告诉我说,即便是东京大学的研讨会上,学生之间也越来越话说不到一起。在谈到音乐、美术、文学之类的话题时,有完全跟不上的学生,也有能侃侃而谈的学生,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这些学生或许是从小开始就出入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家里,留过学所以外语说得不错,又或是在国外有朋友所以经常来往,从小就跟艺术有所接触,总之一方面是有那些自古上流社会所谓“Liberal Arts(注:自由艺术)”傍身的孩子,也有从小上补习班,但不看书,也不听音乐,也不懂美术……的孩子,而两者之间的落差已经无法填补。

但或许是由于佐藤先生观测的是东京大学这个特殊的地方,所以文化资本才出现如此大差异。在东京大学,即使其他条件全部对等,学生之间也会因为文化资本而出现明显落差,这是统计方面也很不正常的地段。但是,放眼一般社会,或许谁都没有察觉到这个差异的存在吧。因为文化资本在统计上不是呈正规分布的,社会底层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教养高尚的人的存在。日本人以为大家“都是和自己差不多的”。如果知道另外还有“有教养的人”,那就会明白自己是多么粗俗,也就会明白自己必须得学好教养。现在刚考上东大的孩子一旦发现自己原来缺乏教养就会迎头赶上。但是,不知道自己欠缺教养的那部分阶层就连努力的动力都没有。因此,阶级之间文化资本的落差才会越来越大。

平川:我记得很清楚,我读高中那阵子是坐电车上下学的。在高峰时段的车厢里,我身子都倒成这样了还在看书。那时候大家都在车里看书。现在都是玩手机发短信,看书的人变少了。

大约十年前,我去斯图加特出差,那可是德国乡下啊。我坐上电车,大家都在车里读书。我想着,啊,以前日本也是这样的啊。但这样的光阴已不会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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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10:11

家庭和圈子

C:我想就家庭提一些问题,最近二十年来日本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感觉教育崩坏是一方面,家庭的崩坏是另一方面。关于这个现象,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

内田:大概是两年前,我曾给《岩波应用伦理学讲义》‘性/爱’卷寄过稿子,当时担任责编的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也就是横滨国立大学的金井淑子老师。我写的部分不提也罢,但是这位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女权主义理论家金井老师写的内容就有趣多了。我当时觉得女权主义者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啊。

金井老师论文的主题是“亲密圈的再构筑”。和刚才我们说的“自己决定•自己负责”论里的那种能干的人会抛弃家庭寻求自立,不依赖任何人生活不同,金井老师提出的是不与任何人分享自己获得的社会资源的生活方式。的确,能干的人这么做也无妨。因为家庭对他们来说就是纯粹的负担,他们有如此行动的充分理由。但是,家庭里也有无法独立的成员。有很多家里都会有小孩,老人,病人和残疾人,那么力量大的成员就要把自己赚来的东西和相对较弱的成员分享,支援他们。站在自己决定•自己负责的立场来看,弱者就得自己为自己负责了。而他们当然自己没法为自己全权负责,所以那“多余的工作”就得由政府来处理了。自己决定•自己负责论其实和高福利社会论是相符的。

女权主义者则同时对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和提高社会福利提出了要求。这是由于家族主义一直把照顾老人和病人的义务推给了家庭,尤其是推给了女性而造成社会福利的停滞不前,这段历史不可否认。因此,女权主义同时要求解体家族制度,并且政府应对弱者提供支援等社会福利是不谋而合的。但是,把照顾像小孩和老人这样家庭内最脆弱的成员的责任“彼此推诿”,提出这个问题的方法本身依然埋伏着“弱者是健全者自我实现的障碍”的想法,因此问题依然存在。

谁都有过幼儿期,也会有生病的时候,有一天终将变老。在自己的一生中,只承认能够承受自己负责•自己决定的健康的“强悍的主体”是“自己”,除此之外的全部时间的“懦弱的主体”都“不是自己”,这种想法很不现实。“别人把照顾小孩、病人和老人的麻烦都推给了我,我就没法自我实现了,这种麻烦应该归政府管”,能这么大声嚷嚷的人是把“小时候的,生病时的,老了以后的”自己都忘记算进去了。只有记得自己也曾经软弱过,而且知道今后可能还会这样,自己会被当作“家庭内的弱者”时,才不会把过度的负担推给家里的某个成员,也不会把包袱丢给政府,要如何细腻地拯救弱者这个问题才会作为“自我拯救”被提出。金井老师之所以提出“亲密圈”这个全新的概念,我想或许就是来自这样的语境吧。反过来,尽管因为无法称其为“家人”而感到痛苦,但是大方向是没有错的。

战后已经六十年过去,日本社会正将作为弱势群体安全网的中性共同体逐个破坏。地域共同体、亲戚、主从关系和师徒关系全部都破坏光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一到正月,一大家子人都要齐聚一堂给一家之主拜年“祝您新年快乐”。现在基本已经连这种确认亲人之间血缘联系的仪式都没有了。很多人连办喜宴也嫌招呼亲戚麻烦而选择去国外办婚礼。住公寓的人甚至都不认识隔壁邻居。我也是一样,前天有邻居搬走了,我也完全没察觉,不知不觉才发现电灯灭了,门上的名牌也撤了,人去楼空了。

我在想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虽然不至于经常出入彼此家里,但万一有什么事情,如果能说一句“那就拜托你了”麻烦对方办个事,保持着一种感情上是渐变的,纤细的亲密圈也未尝不可。而我们却花了六十年来抛弃这样一种既不太亲密又不太疏远的有着暧昧的亲密圈的家庭。接下来要如何才能再将它建造起来呢。

现在每一个孤立的人之间都是直接面对着彼此,失掉了中间的缓冲地带。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关系非常透明,但人是没办法长期待在这样一种高压的环境里的。因为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永远健康,保持战斗力。不管现在赚了多少钱,都不可能一直赚下去。在某个时候,会遭遇失败,会身体抱恙,会遇到天旋地转的打击。当自己意外地连站都站不稳时,成为“软弱之人”的正式成员时,如果没有支援自己的亲密网络就完蛋了。同乡也好,有血缘关系也好,总之如果没有这种由一群人构成的相互扶持的组织的话,一定是不行的。

今天我们讲了好多关于避险的话题,我认为亲密圈就是为了避险而存在的共同体。

尽管如今经常听到诸如“未婚化•不婚化”的字眼,但实际上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结婚率还是很高的。收入和学历越低的人,离婚率和不婚率越高。也就是说,社会的弱者们失去了支援者的系统形成了。没有家人的人如果生病了,遇到困难了,老了之后,没有亲人会支援他们。从意识形态上也好,从实践角度看也好,都无法要为弱者建造一个避险用的中间共同体。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做更有力的宣传。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是由于他们的孤独。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赶上了自己决定•自己负责,还有“寻找自我之旅”这种意识形态的小舢板,同意了安全网的解除,从而又加剧了自己的风险。马克思曾说“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如他所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弱者,团结起来”才对。

但是,“团结”这个词,已经没人说了吧。后现代以来,“大家和和气气彼此扶持地活下去”这样对人类来说最为重要的生存法智慧已经被我们像扔破鞋子一样丢弃了。事情变成如此田地,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负有重大的过失责任,也没有资格把错推到其他人身上。但是,不纠正这个情况,重建“彼此扶持的社会”的话就更错上加错了。

虽然今天讲的全是泄气话,但我在这一点上还是满乐观的。因为日本就是有“要改大家一起改”的特点。像“寻找自我之旅”这种一成了流行词,大家就都哇~地一窝蜂赶过去了。所以有人说“别再‘找自己’了,我们来建造亲密圈吧。现在彼此添添麻烦,未来的避险成本也会变低。”,也许某一天这就突然成了“常识”。或许大家会变得热衷建造中间共同体起来。因为社会上的强者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团结起来”并不是一句空洞的理论。这是在向强者“学习成功的案例”,所以找不到提出反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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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10:24

新的亲密圈

D:对于非家族的亲密圈,内田老师是如何考虑的呢?

内田:夏目漱石的小说《少爷》里的主人公就不受爸爸待见,跟哥哥也是绝缘状态,最后只剩“清”婆婆一人支持着他的全部。好像下村湖人的《次郎物语》也是类似的故事。在早前的日本,会有家人以外的人以奶妈、书生或保姆这样的身份进来,这类家族以外的成员,虽不至于像“师父”那样存在,但却代替了父母满足孩子们基本的生理需求。会给他们喂好饭,穿上整洁的衣服,让他们躺进暖乎乎的被窝。这些基本需求能够被满足其实非常重要。比方说,即使父母放弃了养育孩子,如果保姆竭力守护了这个小孩,那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会遭到不可逆的损害。

现在一般人家里对有外人加入可是很敏感的。可就在没多久前,就算家里很小,也会有女中(注:高级女仆)和帮佣一起同住。家里有外人,也照样正常生活。或许是现在的家庭已经失去了接纳外人这种能力了吧。

我认为这种能力十分重要。仅靠纸门、移门就隔开公私,如果不特别为他人着想是很难做到的呢。可进与不可进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靠锁匙和隔音来区分,有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移门,也没有隔墙。但那道不可跨越的“结界”却有效地工作着。总之,不久以前的日本人还具有这种感知境界线的身体能力。

夏目漱石在《后来的事》里讲到主人公代助和保姆、书生还有其他两个人挤在小小的屋子里,还在家里搞起了不伦。女方来的时候,保姆就想起得出门买东西,书生又突然“啊,得去夜校了……”一定是处心积虑地接待着。就是因为有这份默契才能在这么小的空间里住下去。这并不是单纯因为过去人家家里有多大,佣人工资便宜这种外在的理由,那时候的日本人就是有共存的身体能力,而现代日本人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来考虑。

刚才平川君讲到做生意的那段经历时讲得眉飞色舞,说到客户都是不请自来,现在除了建立一个快快乐乐的家庭之外,我想已经没有更好的表达快乐的办法了。就算说破嘴皮子也没有说服力。

NEET的未来

E:有关于NEET族,内田老师似乎也没有多讲现阶段要如何是好。可以请问老师是否有考虑过对策吗?

内田:说到NEET,首先我也不大了解他们的现状。说是有几十万人,但实际数量是多少,性别分布,年龄构成,学历,职业经历,是谁在以什么方式扶养他们……这些统计数据不完整的话,就很难提出政策上的建议。可以肯定是,如果不提出有效的对策,那NEET族只会变得越来越多。从精神角度规劝也没用的,靠“如果你去工作我就给你钱”这样符合经济合理性的诱导也毫无意义。因为NEET就是不劳动,纯消费的群体,现在社会还没有因为NEE遭受特定的伤害。因为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等现在躲在家里的这批人到了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社会要以怎样的形式保证他们“拥有最低限度健康、有文化的生活的权利”才是问题。恐怕到时候又是得动用税金。这些“逃避劳动”的人和我们常说的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是两码事。像老人和残疾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弱势并不是他们抢着要来的。但是,NEET不一样。宪法保卫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提供了职业训练的机会,也有就职的机会,是他们主动放弃了学业和工作,却必须把税金花在他们身上养活他们。要让这种政策正当化的话,就必须让全体纳税人同意NEET之所以成为NEET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是“他们是时代下某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牺牲者”的想法。

我也算不上专家,之所以对教育和NEET感到问题如此急迫,是因为我认为不可将NEET孤立起来。等NEET们老了,不可让“是你们自己不好,随你们饿死去吧”这种逻辑抬头。也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认为正是因为“自己决定的事就得由自己负责”这种逻辑才制造了NEET族。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认可了“NEET族都是自找的,随他们去饿死吧”这种逻辑,那我们的社会今后就会不断产生出无数的NEET了。

如果说出“我不会接受抚养你们而支付的社会成本”这种话的话,我们就会陷落在那种“你们”激增的反向事态之中。只有将“虽然你们是自己决定要承担挨饿的风险,但我们不会见死不救”这样的逻辑演变为“常识”,才能让NEET制造出的社会成本最小化。或许这有些难以理解,但想要减小“别管我”的人导致的社会成本,就只有照顾好 “抱歉,不能不管”这种“麻烦”了。

已经成为了NEET而且也没有回头路可走的人已经无药可救。如果他们坚持要这么活下去,那我们就只能用税金替他们养老了。但是,为了不要有更多的NEET,我们就得好好地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在的是给别人添添麻烦,也让别人给自己添添麻烦的社会。所以,我们不能让你们饿死。以前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不用客气呀。”如果NEET预备军接收到了这样的讯息,就能阻止他们的NEET化了。

这和我在SexWork论中写到的一样,我不认为卖淫是什么好事,但还是必须保护现在以卖淫为生的女性们的人权。虽然卖淫违法,但卖淫女的人权必须得到尊重。我这么一说,众人大怒。他们生气的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啊!一方面,有一些顽固的法律学家认为因为卖淫违法,所以也不该承认卖淫女作为劳动者的权利,也有社会学者认为卖淫属于个人权利,是对父权制度提出异议的表现,因此支持卖淫合法化。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很勉强。我的提议是保护“已经在卖淫的人”的人权,但忠告“想去卖淫的人”“不能下海”。我就是这么常识性的想法。

NEET也是同理。“已经是NEET的人”要考虑如何保护他们的人权,对“可能要变成NEET的人”则要说服他们“别那样”。“NEET对策”最欠缺的一点就是,这种“常识的任性”或者说是“常识的坚韧”。NEET之所以会变成了NEET,是因为他们觉得“世间冰冷”。所以,只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并不是这么冷酷的噢”,并真的向他们伸出双手的话,事情就会一点点变好起来的,不是吗?

前阵子,有个在家里蹲了三十多年的已经五十多岁的人,因为母亲去世而不得不出来的新闻。以这样的形式走出屋子,而现在正NEET化 的人再过多久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想到这里,或许NEET预备军中多少会有几个愿意调转方向吧。但是,警告不可以去那里啊的信号现在还是太弱了。

诚实地讲,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就跟我刚才说的,他们是基于经济合理性,服从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才拒绝学习和劳动的,除了让他们切身感受到经济合理性和等价交换原则并非世间真理以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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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10:43

NEET对策在于家庭

F:为什么照顾NEET的义务必须是我们来扛,这一点我想不明白。

内田:是嘛,那就难办了啊。但是你不觉得,如果不管NEET的话,引起的社会成本只会更高吗?一说到成本,似乎听起来就很符合经济合理性那样的论点了,但我说的“成本”,并不是商业上的那个意思,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成本。

假如随NEET去的话,那以后马路上就都是流浪汉了,而且管都管不住。他们既没有社会能力,也没有家产,父母一死,就马上睡大街了。不具备一点基本社会能力的人大量出现在马路上,会滋生安全问题和卫生问题,这些人群集中的地区一下子就会变成贫民窟了,由此引发的负面经济效应,还不如花税金照顾他们,让他们安静地躲着要来的划算多了。

G:难道就没有办法在事情发展到那样以前,让他们回归社会,去找工作的办法了吗?

内田:刚才我也说了,NEET问题最大的困难在于,因为他们坚持了经济合理性,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合理的”。

他们不认同对自己劳动支付的对价,所以才不劳动。因为处于无业状态当然遭遇了来自社会的惩罚,但因为就等价交换原则而言还能忍受,所以宁愿保持NEET的身份。比起去工作拿点可怜巴巴的薪水而带来的“不快”,还是不去工作被父母当白痴,被邻居侧目想看所忍受的“不快”轻松一点,才会坚决选择作为NEET生存下去。

认为这样的生存法则才是合理的人,用经济合理性来对峙也没用。就算告诉他们这样活着并没“好处”,他们也会觉得“我认为这样合理,所以才选这条路”。就算没有十分的把握,也会坚守自己的道理到底。即使自己也觉得并不能说这样活下去“就可以了”,也会认为“但愿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他们跟社会也没有接触,所以对于那些想让自己身体中纯粹的部分永远保持下去的人,用钱作“饵”也不可能使他们动摇。只要他们在在幼儿时期被最初灌输的“作为消费主体的身份”不经历根本性的精神层面的动摇,或许就不会改变作为NEET活下去的生存方式。

H:我所在的公司做过一次跟NEET有关的调研。他们中有7%的人去医院精神科治疗过。所以NEET还是一种病。我想问的是,怎样的家庭容易出NEET。例如说,是不是家长孩子都得工作才能维持生计的家庭就不会出NEET呢?

内田:由于NEET存在于意识形态,所以我不认为出生家庭的经济状态和NEET的出现在原理上存在关联。根据调查,有NEET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对较少。常有人说“孩子会变成NEET,肯定家里也有钱吧”,看统计结果也不尽然。穷人家的孩子变成NEET的几率并不会减少。不如说,看到父母拼了命工作却没多少钱,NEET就更加相信“工作没意思”,对吧。

H: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学校里不教孩子“学习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呢?如果告诉孩子们,现在学的都是以后进入社会赚钱时要用的东西,孩子们也就能理解了吧。

内田:学校教了也是徒然,因为已经太晚了。让孩子是作为劳动主体还是以消费主体开启人生,这在入学前就已经定好了。如果孩子从小就在家帮忙做家务,让他们参与劳动,得到家人们的肯定,体会到劳动所带来的报酬是一份骄傲的情感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变成NEET。

H:确实真正的问题出在家庭。我自己也有个两岁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他吃苦。这样是不行的吧?

内田:不行的啊(笑)。我们从古时候起不就说要让可爱的孩子行千里路嘛。

I:假如说孩子成了家里蹲,而我自己退休后可以领退休工资,那家里的NEET也能靠父母的储蓄活下去吧。

内田:顺利的话是可以一辈子都躲在家里的。因为NEET也不过奢侈日子,“能耗”很低。只要一点点开销就够活了。他们觉得自己“节能”这一点从生活方式来说也“相当合理”,这也是他们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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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11:00

多余的沟通使人成长

I:我认识一位母亲,她的儿子就是NEET。爸爸是医生,大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说了一句有爸爸在自己就是废人后就离家出走了,之后就一直一个人生活。但爸爸却一直给他寄钱。当妈妈的让他别汇了,到头来还是给儿子寄钱寄了十年。儿子住的地方电话什么的都没有,确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只要能保证最基本的开销就够了。跟儿子见面时是靠给他写信说“几时几时我会到你家附近,你来一下”这样才见上的。见了面就知道总算还活着。过了十年这种日子的母亲,让我有点感动。两代人之间或许是有什么误会,她家儿子小时候日子过得很富裕,或许他会有“并没有真正活着”的感觉。因此会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我感觉他是想告诉父母,我这样也能活下去喔。

然而,最近他也开始体会到了工作的快乐以及表现自我的快乐。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条件下,所以对他来说工作不是为了赚钱,因此他并不了解工作是怎样一种感觉。所以,他直到最近才知道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孩子在心里还是有某种追求的。就像要用肌肤去感知那样在寻找着。先过上一段艰难的日子,重启自我后再出发的感觉。

日本的社会环境算是滋润,生长在这样条件下的人们,和在贫困中长大的我们开启的是不一样的人生旅程。

内田:我不觉得日本的社会环境算得上优越。确实现在物质是丰富了,但是生活方式单一,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也越来越贫乏。孩子们被要求统一、标准,这给他们带来的是巨大的压力。我认为他们很难说得上活得滋润。

I:关于人的生活方式这件事多费心考虑,我认为本身就是多此一举了。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别人觉得好还是不好都是管太宽了……

内田:“只有人会做多此一举的事情”就是今天的主题(笑)。

I:不是,我是说别人有心要做一件事,还说三道四就……

内田:不是的,必须对说到对方烦才行(笑)

I:我明白人就是如此,不过……

内田:多余的沟通能使人成长。沟通是再多都不嫌多的。

I:这我明白。

平川:NEET也分很多层次,我们其实并不太了解其中事实。还一直抱有误会,以为和过去的高等游民是一个意思,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会不了解也很正常,因为他们完全不出家门的嘛。不过,像高等游民还有年金生活者这些人从以前就有了。他们还身兼了近代文化的举旗手。我认为这方面和NEET也有一定的重叠。

我曾经研究过人为什么会患上失语症。当然失语症也有器官病变的病因,但基本上患者都不是因为脏器损害,但却不会说话了。那是因为患者主动拒绝了和人发生关系。

我在有本书上读到过对失语症病因的解释,是由于患者认为“我与你之间的关系就算我苦口婆心也不会改善”。说了也没用,所以干脆不说了。

通常我们理解的失语症是由于,比如说在人前不好意思开口,不了解彼此间的关系所以不说,不了解对方,不清楚对方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不说,其实并非如此。相反,他们看得很清楚。对失语症的人来说,现在跟自己讲话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家伙,先不管正确与否,他们内心里“看得太透了”。所以才不开口。因为太明白了所以不说。不觉得这跟NEET的心态很接近吗?因为已经看透了学习和工作的意义,所以才罢学,罢工。

和我同住一栋公寓的有个独身的邻居,经常半夜里走动。人在不在家也不知道。因为家里有个女儿,所以我老婆就说“太危险了,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的”。从结论上说,我觉得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我认为这或许并不能说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或是个别与人接触的办法,往深处说,是现今社会的经济体系,必定会靠拢社会的外部。如果对方不改变的话,那就永远不会改变。社会创造的“外部”,往大里说,伊拉克也是“外部”,非洲也是“外部”,但像我们这样处在“内部”的人,应该用怎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外部”的人呢?或者说我们能做点什么这个问题还比较重要吧。

但是,如果变成,那我们就给那边送点钱过去吧这种过于具体的办法,就完全成两码事了。文部科学大臣还是谁之前说过要像斯巴达人那样锤炼学生的意志力,我要表达并不是那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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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11:11

附和雷同体质

J:我第一次听说NEET的时候还觉得真有趣。我自己也有几项符合内田老师所说的成为NEET的条件。所以我才知道,啊,原来我是NEET啊……(笑)

我读书的时候老是被老师骂“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学习,也不知道学习了以后能干啥,虽然学得很勉强,但还是告诉自己总之先学着吧就坚持下来了。

现在我已经三十二岁,我父母辈的价值观就是“考个好大学,进个好单位,讨个好老婆”。我从小就是被这么教育大的,什么都不想,只是想着“就是这么回事吧”,结了婚,有时想到“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就更加不明白了。

我会想继续下去的话真的会幸福吗?总之那不会是我自己的幸福。就算照着父母的期望做了,也完全没感觉幸福。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看到单位里的同事明明都没认真上班,却拿着我几倍的薪水,我累死累活,却只有那么一点点……

内田:这种兆头很危险喔(笑)。你那想法就是走向NEET之路的王道。你能走回正道真不容易。

J:去美国最好的事情就是那儿有各种各样的人,也有五花八门的价值观。日本仍旧是在追求相同的价值观。

我父母会这么逼我,是因为他们自己体验过那样的成功。他们自信是自己让战后的日本复活,所以才更加逼迫孩子。但是世界已经变样了,公司也是,无论你多么卖命,前途总归是有限的,可他们还是不肯转变。而美国允许多种价值观并存,所以感觉很放松。我觉得今后无论是在日本,在美国还是在别的地方我都可以活下去。

内田:我认为就日本而言,NEET本身属于社会均一化的产物。英法两国的NEET属于阶级化的产物,但日式NEET是在均一化的重压之下逆向制度化的后果。高度均一化是日本社会的“业障”,这一点无法改变,也没有改变的必要。因为,日本人的“心声”其实是,只要能保持均一化,那不管社会变成什么样都没有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把握社会全体的风向易如反掌。只要一支杠杆,社会就能哗地调头。虽说“附和雷同”一直都被当作贬义词在用,但这已经是我们的国民性了,所以放弃吧,我觉得还不如转换下思路想想看要怎么能有效地利用这种“附和雷同体质”来制造好的结果更有意义。

另外,很抱歉的是,刚才这位先生讲到“日本是单一性社会,美国则是多元价值观社会”,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是“典型的”日本人的单一性观点。失礼了。“既然如此,那么单一化的社会也没什么不好啊”这样偷懒的说法还存在一点多样性的苗头的话,那“因为我们很单一,所以我们来变得多元化吧”这种想法才是已经单一到让人绝望了。

K:这么说的话,情况确实非常危险。其实我也和平川先生一样,对NEET的定义有所误解,还以为自己也和NEET一样呢(笑)。要说是哪里让我觉得自己是NEET了,好比明治时代的高等游民那样,有和他们类似的部分,觉得“自己活得很正确”,所以符合老师说的NEET的定义。

但是,还是有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笑)。那个“不舒服的地方”卡着我,在最后关头我没能“蹲到底”,果然还是要和各种团体和社会交打交道才行啊。

我之前在当上班族当了快二十年,上班的时候也是“公司里的NEET”那样的人,但即使是那时候,也觉得得好好对待团体和沟通这些事情。

今天听您演讲,我开始担心经常要和团体接触的人类现在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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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11:25

听不进话的人们

内田:刚才平川君说到了失语症,举例提到“正是由于完全掌握了对方的心思所以连话都懒得说了”,在高度均一性的社会里,立刻就会变成“你不用一个一个告诉,你要说的我们都知道”。社会成员彼此雷同,所以弥漫着一种用不着多说的幻想。当然,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别人的内在,首先,我们连自己的内在都不了解,说“我们都懂”显然是错觉。但是,正因为本人不明白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一旦别人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他就会立刻停止探寻自己真正思考的和想做的事情了。

因为自己其实都不了解自己的心情,所以在和别人啰啰嗦嗦之际,在东奔西走之间,才渐渐地收拢起模糊的轮廓。为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耐心聆听我们的人,无论我们说出多么奇怪的话,他也会点着头说“这种事也是常有的”。但是,在均一化的社会里,这种聆听者从结构上就不存在。因为,前提变成了“你的心思我都懂”。就算敷衍着嗯嗯嗯地点头在听,其实什么都没听进去。因为听之前他就都懂了嘛。所以,等话题结束,就飘过来一句“总而言之就是如此”。现在这种人可是大幅激增。

养老孟司老师曾在演讲中讲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今后是一个没有生存手册可依的时代,所以大家只能各显神通”,他讲完后,台下有人问“老师,没有生存手册的时代要怎么生存呢”,老师都愣住了。我做演讲的时候,有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台下到底都听进去了点什么啊。如果这个人讲的内容符合事先准备的手里的内容的话那就全部接受,不符合的全部砍掉。只听取听了就懂的部分。于是有时候就会变成他们只同意我举例提出的“这不是什么好想法”这一点内容而已(笑)。我刚说完“有一说是犹太人支配了世界,但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迂腐”,就有人来确认了“老师,您刚才说‘犹太人支配了世界’”(笑)。我回答“不是”,他还吓一跳。他只听进去了自己同意的部分。现在这类人是越来越多了。

J:不光是年轻人,大叔大妈里头也有很多这样的。像在公司这样模拟社会中,虽然也免不了聊点家常,在公司里也会和不同部门的不认识的同事在一起,但有时候一出公司就完全话不投机了。

内田:公司就是个暧昧的世界。政治家不会问“什么是国民的国家?”,公务员不会问“什么是国家利益?”,商人不问“什么是货币?什么是交换”。因为这些都是用不着废话的“明摆着”的工作的前提。他们都是在自己说的话都是“被理解的”这一伪前提之上进行工作的。所以,一旦对手的话语中出现了无法理解的杂音,他们也不会调用为了聆听信号的能力开发资源,而是把“不懂的东西”丢进“懂的”篮子里。他们“了解”的领域扩张得越来越大。他们努力地“开拓可听领域”“提高调节能力”,并以此为目标进行日常训练,希望无论何时遇到与自己语法、词汇有异的人,都能够听懂对方的意思,将自己的信息放置于对方的可听音域,以达到这样一种细腻的手工作业。

L:刚才谈到了美国的多元性,虽然美国是多文化并存的国家,但单个文化圈内部还是均一的。WASP的话是其中就包含了多样性,但美国并不是,美国属于僵硬的模式化的多元。

要说美国多元化,也只是因为有各种民族的人在那里生活。因为受各自价值观约束的人必须交叉沟通,所以倒是具有上佳的沟通能力。

但是,沟通确实容易出乱子。尤其是像日本人所谓的“默契”,以为对方是这么想的,就连问都不问就想当然那肯定是要惹麻烦的。所以,就算再麻烦,也得一样一样地问清楚“这样的话可以吧”才行。

内田:正如我们所说的“多文化共存”,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有一个平均质素高的美学集体混在其中,那集体内部的素质根据不同场合就会高于日本社会整体。美国从整体来看确实是多元化价值并存的社会,但从个人层面来看的话,人们还是会有自己所属人种集团的内部强制规则,像是“得这么想才行,照那样做才对”。

我认为真正的“多文化共存”应该是在单个人的心中也存有多样的价值观、语言和审美,而且只能在温和的统治状态下才能实现。能够实现这种状态的社会,目前还不存在。

时间性的恢复策略

平川:所谓的都市化,换句话说,基本上就等于无限缩短时间至零。也就是说,都市化是以最短的时间完成移动的结果,或者说是连移动都不需要就能完成的结果就叫做都市化。对于这种便利性的追求,一切都来自人们对消灭时间的渴望。我感觉在今天的话题中,时间的恢复是其中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对策吗?

内田:在都市生活中如何恢复时间性是一个庞大的,也很有趣的话题。以下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对策之一就是保持规律。该做的事还是每天都要做。或许大家会感到意外,但我觉得都市化导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不再遵守日常规律。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亲每天都坐同一班电车回家。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不可能从公司打电话回来说“今天要晚点回家”。如果要晚回家,就得在早上出门时说“今天要晚点回来,所以不用准备我的饭了”。没有什么临时改变计划的事。

因此,傍晚要是下雨了,孩子们就撑着伞去车站接父亲,因为我们知道他会坐哪班车回家。每当下午开始下雨,总能在车站前看到这样等着的孩子。父亲从电车上下来,把伞递给父亲,和他手拉着手一起回家。这时候父亲就会奖励孩子给买点水果或是去文具店买根铅笔什么的。

现在是不可能这样了。突然来个电话“今天要晚回家”说一句就行了。就算很晚才回到家,说一声“想吃饭”,微波炉叮个五分钟就有饭吃了。但我们必须回到以前那种锅子支起来烧饭,网子架起来烤鱼的日子,严格遵守每天的作息。

一旦这么做,怎么说呢,生活会变得更祥和,安宁。按固定作息生活的话,日子会变得很长。对时间的感觉,四季的变化,朝夕的转换和细微的空气的振动都很敏感。雨后泥土的气味,最初的南风,黑云是说要起台风了,这些都会像“祭典”一样划出分明的境界线。小孩子没有手表,所以在外面玩,就得自己计算好时间,但他们身体里有时钟,所以会知道。如果规定好晚饭是六点半开饭,那一到五点四十五肚子就会突然饿了。因为身体已经刻上了时间的烙印。

但是现在的小孩子,每天的安排都是不一样的。吃饭的时间也不一样。这一天是去补习班,那一天要去学游泳,另外一天要去学钢琴……每天的生活都不规律。生活不规律,抗压能力就会变弱。而为了抵抗住压力,对于时间的意识就会变得更加迟钝。因为如果每天都在同一个点上肚子开始咕咕叫,那就过不了不规律的日子了。每天都不按时睡觉、吃饭、洗澡的话,体内的时钟就会紊乱。对每一天的变化和四季的转变都会木然。

所以我想大家要不要先从家里撤走电话。改成不可以打电话说“今天要晚回家”。一家人必须按照早上确认好的安排,中途不可以变卦。回家的电车也要坐同一班才行。下雨的话,就让家人到车站来接。虽然有点作,但是我真觉得那是个好习惯。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那是唯一和父亲单独交谈的机会。因为都市化和近代化的关系,这些习惯都消失了,真的很让人惭愧。

现在由于手机的普及,所以“集合”这个习惯也开始消失了呢。但是,“几点几分在哪里集合”可是个高超的技术活。从现在所在的位置到集合点需要几分钟,这是比“看地图”还要高一个维度的技术,因为必须“在时间中预知地图上自己的位置变化”。

板球中有个说法是“那个选手会读球”,是指能够预测几秒钟后防御空间会空出来,在那个位置上谁会传球过来,而先跑动过去的能力,是预测球和球手“集合点”的能力。所谓的天才球手,棒球也好,足球,篮球都是一样,都一样能够将时间的变量融入三次元。他们会倒退着,然后猛地一转身就将飞到外野的球轻轻收入手中,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技能。

我认为“集合”就可以当作是开发这种能力的基础训练。但是因为有了手机,所以也没人再提“集合”了。因为,就算到了集合时间,突然来一句“抱歉,现在正要出门”就没事了。放鸽子也很正常。

最近年轻的犯罪者里头,有很多人干的事都很“不划算”呢。这和刚才说的是一个道理。因为看人家不爽就把人给捅了,被人骂了就把人家家给烧了。捅的瞬间那股“火”估计是消了,放火的瞬间“愤怒”或许也平息了,但“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了,上法庭了,进监狱了,犯了前科然后一辈子阴暗地活下去……如果能把这层时间轴给配一下的话,就会明白为了一瞬间的“消气”而赔上一辈子是多么的犯不着。明明这么讲究等价交换,放弃人生来倒是随意的很。

这其实是暗示了人们“读取”时间的能力正在衰退。因为太过习惯于非时间模式了,所以只看得到眼前。最近的J pop里经常会看到类似“我只能看到现在”,“活在当下”,“没有明天”的歌词,非时间模式竟然已经如此侵入身体发肤,我也真是有点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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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11:37

身体性的教育

平川:一下子就说了将近五个小时,最后想请内田君来做个总结好吗?刚才大家也都提了不少意见。

内田:今天还有一点没能讲到,就是如何在目前的教育系统中再度开展身体性的教育,或是“修业”这种传统的教育技术,来挽救我们已经消失的能力开发技法。

我在大学里担任武道老师,在老家开道场也快满十五年了,我对自己设计的教育模式还是相当自信的。但现在还不清楚该如何让别人也接受这种模式并且普及开去。我想首先还是要多教学生,让这些习惯了内田模式的孩子们今后也去开辟道场,通过他和她们,让这个教育模式开展出去,就像开一堆小型寺子屋连锁店的感觉。(注:寺子屋是江户时代时教平民百姓的小孩认字、算数等简单学习内容的机构。)

虽然还有一两样没能完成,但对于大学,我算得上是鞠躬尽瘁。我想尽快从大学老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下半辈子就在武道道场里教老家的小孩子们中度过。我造了一个江户时代地方藩上的那种小小的社区道场,教那里想学武道的小孩。只要有年轻人愿意通过武道自立,我也愿意尽己所能帮助他。如果有在家里呆不下去的孩子,我就让他住在道场里,照顾他吃饭,但也让他打扫和帮忙做家务和我的书生。如果有孩子想学学问,我就给他们讲课文。哲学和文学都教。到了周末就把大家聚集起来一起吃饭,打打麻将。让这样一个像庇护所也好,寺子屋也好,道场的地方,成为团体的据点。刚才我们说到“亲密圈”的概念,我构想的“道场共同体”不也是亲密圈的一种么?我想用自己的身体和钱,去创造一个亲密圈的模范。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最后还有一点,今天还有没有讲到的一点就是宗教。我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毫无疑问,全世界范围都迈向了宗教的时代。日本自然也会成为一个宗教性更强的国家。现有的宗教集团今后会如何还不知道,灵异者或许也会在媒体上风光一阵子,这些都暂时不用管,可以预见的是,日本人在宗教方面将日趋成熟。

这个变化也与时间的感觉有关,世界起源于宇宙也终止于宇宙。时间有起点也有终点。在悠久的时间的流动中,能够捕捉到这一瞬的人可谓是“宗教之人”或是“灵性之人”。在这浩瀚的宇宙之中,就在此处,此刻,和此人在一起,如果能感知超越人类知性的“某种庞大的事物”,对于人类来说会产生丰富的感觉。

所谓的灵性的感觉,是和非时间模式完全相反的“最大的时间模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头,刚巧自己也存在之中,除自己之外,没有人能代替自己占据这个场所,扮演自己的技能,在这样的感觉基础上,我们产生了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确信。

如果说非时间模式•商业的理想就是敲敲键盘在网上买卖股票这种瞬间就能完成的动作的话,那么匿名性和非身体性就是它的特征。只有电磁脉冲的交汇,敲键盘的是谁,是怎样的身材根本无关紧要。假如说能在电脑上装一个根据股价变动就能自动买卖股票的程序的话,那键盘前都没必要有人守着了。非时间商业•模式的终极形态就是告诉球手“无所谓你是谁”,以及最终变成“不再需要你了”。

虽然我们的社会正逐渐朝这个方向逼近,但等到最后关头,作为生物我们会本能地发出“我不要这样”的哀鸣。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信赖人性。

平川:非常感谢。那么,大家给内田老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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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a发表于:2017-05-13 14:11:48

致文库版后记

感谢您购买《下流志向》的文库版。

如“前言”里所说,这本书是我在反复研究佐藤学老师、苅谷刚彦老师、诹访哲二老师、山田昌弘老师等教育论先辈们的理论之后,将在教育和工作的地方看到的孩子们和年轻人们表现出的各种令人费解的趋向性,用自己的语言归纳成了一句“下流志向”。

不过,确切地说,或许很难将这种趋向称之为是“志向”。因为“抗拒学习和工作的人”并不一定是出于自己的本意。他们或许是在意识形态上被引导到了这样的意识之上。

这种意识形态在八十年代被政府通过当作国策发布宣扬,再通过媒体和教育理论,广泛扎根于全社会。另外,在2008年9月爆发的雷曼危机让全球化尊严尽失之前,“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寻找自我”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用过去式都有点超前了,因为实际上即使现在在政治家、官僚、商人还有公知中依然有很大一部分相信其有效性。现在,在全球化的老家——美国,全球化也开始没落,再加上“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全球主义资本家虽然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 “一切人类活动都用商业语言来表达,一切人际关系都按消费者的立场来处理所带来的危机”的理解就加深了。

2008年上任的大阪市长,在发表政治宣言时因为坚持“金钱分配的话题”,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率(现在也依然保持着高人气)。后来新型流感蔓延造成了社会问题,政府也以“过度防止传染的话会让消费行为降温”为由而决定放缓防疫制度。雷曼危机爆发之后,几乎没有人会对“经济成长拯救一切”这样的经济成长神话投以怀疑的目光。就连高唱消灭差别化社会的“左翼”也时不时地转向了“金钱分配”问题。如果“把没用还强势的老人们霸占着的资源抢回来”这种主张是基于“有钱的话,总归有解决办法”这种人性的理解的话,那么在心态上就没有选择“经济成长主义者”的余地了。这么一想,我在书里提到的那些结构上的问题到目前都还处在原封不动无人问津的状态。

当然,在写书当年未能见到的一些新的症候之后也所有出现。

全民性派遣劳动者支援运动的开展,出生率(尽管微弱)的恢复,对终生雇佣•年共序列这种日本式雇佣形态的怀念,对“微型商业”模式的再评价,投身第一产业的年轻人的增加……都是从遭遇全球化资本主义破坏后被遗弃的“古早制度”中被抓起的碎片。

在这些症候之中我们能看到某种共通性。那就是我们不再用收益、股价这种财务格式的数值和记号,而是向往在温暖的、有分量的扎实的身体感觉之上(包含经济活动)重新构筑社会关系。

我评价这个转换是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健康的“回调”。这个“潮眼”日后是否会成为引起日本社会地壳运动般变化的理由,目前还无法预测。今后我会仔细观察未来的社会变动。

这本书的素材来自2005年夏天的那场演讲,而想成书的念头则还要更早,真是花费了不少时间。现在读来,不时会有“这里有点没说到点子上啊”,但幸好总体脉络还不必要修正或撤销,只是做了一些事实确认和政治家头衔的技术上的改动。

就我而言,希望我在书中的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让孩子们回到学校,让年轻人重拾工作激情)能够解决,期待有一天这本书的迫切性能够消失。我诚恳地希望有一天在拿起这本书时,自己能苦笑着说“写的时候可是费了老劲了”。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则希望这本书的批判性能够保持下去。

感谢协助此书出版的各位。

2009年6月

内田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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