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现代性也改变了社会成员对自己的看法。社会变得世俗化了：现代性并不必然敌视宗教，但是宗教被局限到社会的特定空间，而非充斥于整个社会。具有推理能力的独立自我处在现代世界的中心位置。同时，其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传统纽带被破坏了；现代社会反对和瓦解了旧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束缚，更加倾向于平等，总而言之，倾向于一种非等级的社会模式。
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之所以是“现代的”是因为有这样的自我认定：自觉（“启蒙”）对于现代性及其衍生的身份认同（如国家认同）极为重要。这使得西方自己的“现代”价值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有极大的区别。例如中国，早在西方对其产生影响之前，就形成了一些现代性的假设。中国从公元10世纪就在实行一套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以一种非常理性而有序的方式来挑选政治精英，而当时的欧洲靠的却是宗教的裁决和强力。同时，随着经济作物生产正在取代自给的粮食生产，中国开始形成统一而强大的商品经济。显然，与欧洲相比，“现在性”许多方面更早出现在中国。 在欧洲现代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元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够保持这样的观念：欧洲现代思想是产生和发展是迥异于其他社会的。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想刻意制造西方政治与其他社会的深刻差异，在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占据重要位置的19世纪，这个现象尤为突出。但在很多方面，现代性的特征，特别是它的自觉和相关的反等级制度的观念，是来自于业已存在的宗教传统，其中关于“出生”和“复活”的观念至关重要。基督教显然是这个概念（还在作为经典现代性背后的进步主义目的论提供着文化基础）的一个来源，但启蒙和自觉的观念更早出现在佛教思想中，后来的数百年中，伊斯兰教沿着另外一条路径发展了它。对现代性的最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解很难承认这些概念的跨文化起源，但它却是事实。
尽管如此，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并不认同16-19世纪涌现的欧洲精英们所认同的某些关键假设。当时的中国也没有形成主张社会平权的有影响力的政治运动：在儒家的世界里，“四海之内”也许皆能成为“兄弟”，但那并不是“人人”平等。中国的思想家们明确传达了个人可以通过修身而成为“君子”或“圣人”的观念，但是，他们没有强调独立相对于集体来说是个体的自我是“现实的善”。总的来说，也没有发展出对于其看待世界的方法而言极为重要的进步主义的目的论的观念：历史不是要赞扬创新和有利于自身的变革，而是要重现黄金时代——周的辉煌，重拾古人的方式。前现代的中国在强调祖宗和规矩的重要性的同时，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技术和治国术。
至于经济增长，说儒家思想完全不赞成贸易（明清事情国家对商业观念相对宽容）可能措辞过重了。在前现代的中国人的观念中，经济增长虽然于己有利，但它不如欧洲式的现代性假设中那么重要。 但是，这些假设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不晚于20世纪初，中国的政府和精英便接受了现代性的大多数原则，甚至在激烈反对带来这些观念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也不例外。
我们将看到（在第二、三章），20世纪主导中国的政府，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宣称中国正在迈向未来，宣称中国需要充满活力的新文化；必须打破而非保留等级制；秩序非常重要，经济增长是中国富强的唯一途径。最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代的印度和日本的许多领导人相比，20世纪的中国领导人对“现代”的假设更加的激进和不肯妥协。如第三章提到的，1910年代的“五四运动”完全抛弃了儒教化的旧中国，比甘地对印度社会的否定要更加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