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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地,我们可以在保护全球环境的同时终结贫困。但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意愿呢?

这个世界已受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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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amps 原文作者:John Quiggin
发布:2014-11-17 22:19:46 挑错

规划中的中国天津生态城 盛邦城市规划集团供图

约翰·奎金(John Quiggin),昆士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最新作品《僵尸经济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世界银行最近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降温》,即便对于那些对灾难即将降临的警告司空见惯的人而言,亦属于耸听危言。着眼全球升温四度的推论,一个在当前的发展轨迹下可能产生的后果,世界银行推断,全局的破坏效应几乎不堪设想。正是如此,它指出:“对于水资源可利用量、生态系统、农业,以及人类健康的预估影响,可以导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并且会对人类安全、经济和贸易体系造成不良后果。”报告预期的灾难中有亚马逊丛林大面积的顶梢枯死现象,珊瑚礁系和以其为依赖的生计渔业社区的溃解,以及农作物产量的锐减。

相比之下,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早已对世界银行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记录下的,接连不断的灾难见怪不怪。每天有数亿的人忍饥挨饿。每天有数千万的人死于易于治疗或可以预防的疾病。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可以造成更多的作物歉收和饥荒,还有蔓延的疾病,以及更为广泛地招致疾病的虫害。

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了唯一真实的,可以让几十亿的人摆脱贫困与匮乏的希望,正如同发达世界中少部分人所受益的。然而,发达世界的生活标准建立在由碳基矿物燃料产生的廉价能源之上。假如发达世界中的每个人,都以美国人或者甚至欧洲人的方式来消耗能源,那么将气候变化限定在哪怕上升四度之内这件事情,不存在可能性。

我们的环境还能够承受多少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些想要为每个人改善生活的人看来,显得至关重要。假如第一世界当前的生活水准不能够被平稳地推广到世界上的其余部分,那么早晚要到来的,不是环境灾难,则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由来已久的斗争上的,无休止的延续。当然,亦可能是两者兼具。

我在给《万古》杂志的第一篇文稿(《黄金时代》,2012年9月27日)中,审视了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几十年以后,伴随以科学技术的正确应用,我们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工作是由于这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出于物质需要,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为15个小时,同时不存在生活质量上的下降。我所关注的是阻碍我们实现所有这些愿景的科技与社会束缚。

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如果只能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范围内实现,而把全世界的穷人永久性地排除在外,那么它的绘制拟定毫无意义。在我之前的文章里,我认为,再有个50年的科技进步,以及在帮助最贫困者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上适度的努力,贫困可以被消除。

但是我们能否做到与这个星球上的全部人口共享发达世界的优越条件,而免遭矿物与再生资源的极限危机?在许多环境保护论者看来,是不能。他们表示,甚至是因为此时此刻正在享用着它们的,为数不多的人,我们已无法维系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目前的消耗水平,从技术上来说已无可能,更不用说让富足更为广泛地繁衍生息。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人,耗费了职业生活的相当部分来研究此类问题,相信事实并非如此。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让每个人都拥有第一世界里富裕的居民们那样的生活,且不破坏我们的自然环境?”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假如我们想要一种平衡,它可以实现。无疑,这与许多不可动摇的认定相悖。因此,尽管理论计算并非每个人乌托邦理念中的要素,我们有必要来看看这些数字。

第一件事情是鉴别正确的数字。在这样的讨论背景之下,诸如国民生产总值(GDP)这样的统计经常会被提及,但它的用处不大。GDP是整体经济活力的一种度量,因用于帮助短期宏观经济调控而产生。按照设计意向,它对生产内容的有效性,或者生产中消耗殆尽的特定资源不予考虑。你最好将它全部忽略,除非你是一位经济规划师或央行行长。如果你想要一组统计汇总,国民(净)收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但要真正地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逐步建立起经济上的,一幅更详细的图解,着眼那些必须持续扩张和必须收缩的区域。总体来说,我们需要增强创造福利的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同时削减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对苦力与不安定劳动力的需求。我们拥有的资源有限,尤其是能源、粮食,还有水,我们无法回避有关如何来分配它们的决定。

即使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我们对煤炭、可燃气,以及石油的使用仍可缩减90%

我们面对的资源限制中,能源约束最为严酷。我们当前对于碳基燃料的依赖,显然已无以为继。为了争取一个像样的机会,维持全球变暖幅度在2℃以下,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50年必须降至当前平均值的10%左右,同时,其它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必须削减到20%左右。如果气候变化不加以控制,对供水与食物生产产生的效应可以是灾难性的。

困难在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能源。其中绝大部分又来自于碳燃烧。问题看上去或许难以解决。然而,仔细的分析表明,即使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我们对煤炭、可燃气,以及石油的使用仍可缩减90%。

我们目前的能源体系以多数满足家庭与工业使用的燃煤发电为基础,附带用于运输的燃油内燃机。未必非如此不可。随着20世纪初不同选择的出现,我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以电动汽车代替汽油发动机。可惜的是,由内燃机带来的更快更远的速度和行程,对购买者产生了吸引力,那些不得不忍受噪音和污染的人们只能靠边站。另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利用石油或可燃气,来达到我们现在用电力达到的目的——取暖、制冷、空气调节,等等。

一个世纪或更久以来,我们逐步地建造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来支撑我们现有的技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件缓慢而又费财力的事情,但它仍然具有相当的可行性。看上去难度更大的,是改变我们固有的,关于能源系统必须如何运作的,承袭自20世纪的臆断。

让我们以看上去好像是最费解的私有机动车辆的实例作为开始。你随时随地可以驾车的自由,作为一种伟大的解放到来于20世纪,在文化产品中的迥异性反映,于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1957)与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戏剧《前往特伦顿和卡姆登的快乐之旅》(1931)中可见一斑。一本驾照的获取取代了示意成年的法定年龄,成为了从孩子到大人转变的关键仪式。无可厚非地,成长于20世纪的人们不甘于放弃这样的梦想。另一方面,相对早期盛行的普及车辆拥有的观念,通勤与交通拥堵的现实,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于驾车与幸福之间关联性更微妙的看法。如今美国与英国的年轻人都比上几代的人驾车驾得少。许多甚至不屑于取得驾照。

尽管如此,在汽车燃料消耗上缩减90%看上去仍有难度,至少在没有出现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但事实上,未必如此。现时唾手可得的成果是燃料功效上的提升,如若现有的技术得到运用,它的实现没有困难。当前的美国车队,包括了像现已停产的悍马这样的油老虎在内,它的平均燃料功效大约在20英里每美制加仑(mpg)。目前美国的政策要求新车达到30mpg的平均燃料经济性指标(以一个测试周期为依据,20个mpg的数值再往上才是英里数行程与燃油消耗的实际比值——相当于测试分值在25mpg左右)。到2016年要求要上升到35.5mpg。

更突出的是,总统奥巴马的政府在去年发布的标准,要求新车在2025年之前提升到54.5mpg。这些要求对汽车制造商来说,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但以目前的技术,它们完全可以实现。因此,一旦全部车辆达到了这个标准(假设在2035年左右),行驶一段指定的距离所需的燃料消耗差不多将是目前标准的40%。

假如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更多的缩减都是有可能的。在发达国家,大约半数的车辆出行用于通勤和购物行程,其它还有一些用于这样或那样的差事奔波。一个重点关注利用科技来提倡休闲,而非消费增长的社会,不应有这么多对于这类出行的需求。此外应该有自由支配时间来享有悠闲和愉悦模式的交通,而不应让上路成为痛苦经历。

这样的改善会因为态度上的各种变化而更进一步,这些变化或许有望伴随着一个注重闲暇的创造性利用,而不是注重工作和消费的社会一同产生。在一个消费型社会,购物行是一种常见的休闲活动,相当多的娱乐活动不过是替代性消费而已。不似更多悠闲的旅行方式,购物严重依赖于车辆,既出于购物商场的规划,又因为需要将购买物运回家。

与此同时,由于网络、可视电话,以及其它创造发明的出现,对于各种各样出行的技术性需求早已消失。网络购物出现之后,大量的购物出行可以被代替以一次单程的交付运送。到目前为止,这对我们安排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仅仅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应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能够将里程数减半,而没有任何生活水准上的下降。肯定地,避免这样的出行会形成一个更为闲适的社会额外的一个好处。

在美国,只需通过采用2025年的燃料功效标准,车辆燃料消耗便会降至目前水平的20%,并可减半里程。再减半难度会更大,但仍然可行,并且与提高生活水平之间仍无矛盾。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途径是以公共交通与步行或骑车相结合,取代车辆出行。反过来,这意味着生活在城市里。偶发地,当城市生活一旦与贫民窟和贫困产生联系,它就成为了如今相当一部分职业中产阶级首选的生活方式。找不到技术上的原因,为什么它不能够被推广到一个广泛得多的人口部分中去。

另一种早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实现的可能性,是以电动汽车作为替换。由于这样的车辆早已出现在市场上,尽管这需要有大量的投入在例如充电站这样的基础设施上,这个理念仍具备技术可行性。转换到电动车辆的方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逐步停止使用煤炭,最终还有可燃气的同时,我们是否能够生产出必需的电力。这是十年前就存在的一个未决问题,不过现在已经明确,答案是肯定的。

上世纪90年代对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现象关注程度的上升,引起了对于碳基发电替代方案的再度兴趣。这其中的一些,最引人注意的核动力、地热发电,还有碳封存,没有成果产生。另一方面,风力以及尤为显著的太阳能交付的成果,超越了甚至最乐观的设想。在本世纪初,一个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安装成本在每瓦特10美元左右,造成了它在边远区之外过分高昂的造价。现在,它的成本在每瓦特2美元到4美元之间,并且还在快速下跌。即使以现今的技术,以风力和太阳能的结合来替代当前的能源体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再以水力发电和限量的可燃气作为补充,来应对需求上的波动。

附加的成本累加起来不过是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这里面必须包括基础建设方面公共和私人投资上的大幅度增加,或者重新分配,当前为国民收入的6%左右(存在多种多样不同的度量标准)。相对于现代经济的生产能力,它只是一个小额数值——举例来说,小于政府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或者甚至是小于个人在咖啡馆和饭店里的开销。

非洲和南亚的贫民跃过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科技发展进程

最大的障碍不是科技或成本,而是这样的事实,我们现有的电力市场结构和分配网络建立在假想之上,假想能源会主要地通过稳定不变的“基量”煤炭和核电站产生。为了确保它们能够满足白天的需求高峰,这样的发电站在夜间产出了比任何人的需要还要多的电力。因此,“非高峰”定价体系被规划出来以应对这种超额供给。在一个以太阳和风力能源为基础的系统中,大问题会在傍晚时分出现,这个时候的太阳不再照耀,但对于供暖和制冷的需求正值高峰。这些问题可以应对,但它们需要对于系统整体上的重新思考。我们必须重新配置传送和分配网络,如同定价体系一样。

就这一点而言,最贫穷的国家享有着发展经济学家所谓的“后发优势”{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创造的一个词语}。由于缺乏对输电网络和固话网络的接触,非洲和南亚的贫民跃过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科技发展进程,直接用上了移动电话和太阳能光电。现在大约有6亿人拥有“离网”手机,并且太阳能设备的安装范围始终在扩展。毫无疑问,网络连接会适时地到来,但它们会经过设计,以契合这些新技术,而不是为了配送来自于燃煤发电厂的电力。未来是这样的未来,科技能灵活地适应人类的需要,而非向人类提出“灵活性”要求,以符合经济机构的要求。

最起码与能量之源同等重要的是它的使用方式。在它几乎所有的应用之中,我们只需通过选择目前可以利用的,最具效能的科技,就能够大幅度的削减能源消耗。在澳大利亚,我们有一套星级评定体系,来评述家用电器的能效。一台六星空调的能效是一台一星样机的两倍多,最近的改进是要求增加等级到10星级。就现在的建筑物而言,要跟上这样的进展,还需要很长时间,但伴随以不懈的努力,这些改进可以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得以实现。

总体看来,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减少80%到90%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不存在技术性障碍。但这样的目标能否与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闲暇同时实现?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多一点的理论计算。

以当前的价位,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比例在5%左右(尽管误导地,通常仍以GDP来衡量)。即使根据保守估计,零碳替代能源的成本不超过碳基能源的两倍——也就是说,在我们目前收入10%左右。因此,一个彻底的转换,扣除能源成本,或许会让收入减少5%左右。还是的,这大致相当于我们每年在咖啡馆和饭店里的花费。

另一方面,科技进步能够使我们每年的国民收入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或者说,减少1%到2%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出相同的收入。所以,一个零碳能源系统的成本相当于两到五年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财富。

十年或二十年,向一个零碳能源系统过渡的成本,将是边缘性的放缓生活水平提高的速率。在我最近的文章里,我认为到2060年,以一个星期平均15个小时的劳动力投入,我们能够让每个人都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算上脱离碳基燃料所需,这个目标或许会推迟几年实现,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可行性。

如我所说,保持全球气候稳定这个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1997年《京都协议》被一致通过的时候,这个世界似乎已上路,要去不屈不挠地减少全球碳排放。反而,主要国家的,最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拖拉,延缓了进展。至少在说英语的国家,一大部分的政治权利使得对于气候科学的排斥,成为了支配着部落主义的,几乎相当于政治的文化战争中,主要的前沿阵地。有一些令人振奋的进展,比如中国对于再生能源的接受,但我们是否会及时地行动起来去拯救这个地球,仍然未知。

在此同时,我们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这个世界的现有人口是70亿,其中大约有10亿人时常忍饥挨饿。联合国的估测表明,到2050年在世界人口稳定于100亿之前,可能会达到93亿,或许更多。假如我们要为目前正在挨饿的人提供食物,并且要以当前的平均水平满足尚未加入我们的,另外30亿左右人口的需要,那么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我们必须增加将近50% 的全球粮食产出。

好消息是,以20世纪的经验为基础,这个问题的难度应该不是太大。在农业生产力年增长率自1945年以来约为2%的情况下,需要的粮食生产年增长率是一个百分点。这不应当是让人诧异的事情。20世纪以来的人均食物供给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意味着产量超过了人口增长。产出增量的其中一些归因于向边际土地的拓展,以及化肥的增量使用。更多的是来自于像矮秆小麦这样的改良作物,以及创造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绿色革命”的水稻品种,使得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实现了粮食上的自给自足。

人口增长正在减缓,因而,假如生产力持续地以历史性的速率提升,人均食物增长也会持续,甚至增速。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趋势保持,其它需求不变,尽管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员数量不断减少,以我们现有的可耕地,这个世界的口粮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不幸的是,无法确保生产或粮食合理分配上会有持续不断的进展。事实上,有相当多的理由来料想,生产力的增长也许会放慢,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延缓。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促成绿色革命的公立研究机构几乎被排挤得不复存在。作为替代的私营机构,将类似于转基因(GM)作物这样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利润的首创事物,当作了关注重点。可惜,转基因技术在显得相对安全,并产生了一些生产力上的提升时,却与它支持者们的期望值,以及由早期创新带来的增益相去甚远。

世界上长期营养不良的人口数从1990年的将近10亿下降到了如今的8.7亿

此外,许多既有的食物生产体系在它们目前的形式下不具备可持续性。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数亿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鱼类为最。世界上大多数的渔场已被过度捕捞,相当多已经超出了无法避免衰竭这样的程度。如同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的那样,采取限额制度来管理渔场,这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这样的制度通常需要大量削减渔船和捕鱼者的数量。这意味着即使在可以提供补偿的情况下,它们仍面临着强烈地抵制。在贫穷国家,往往没有补偿,也没有实施限制的财力物力。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和东帝汶六国的《珊瑚三角区倡议》这样欲在保持水产业产量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过度捕捞仍然是常态现象。

肉类的状况没有那么可怕,但仍然需要谨慎处理。像牛羊这类的反刍动物会排放出大量的甲烷(主要以呃逆的方式),将谷物转化成肉质的效率也并不是很高。这意味着全世界的饮食要达到第一世界的动物蛋白质消耗水平,需要向鸡肉、蛋类和猪肉转移。这反过来会引起职业道德问题,尤其是有关于鸡肉的工厂生产上的。在这一点上迹象不多,然而,至少就鸡蛋而言,这样自由放养产生的替代选择不需要饲料上的大幅度增加。散养鸡蛋现在占据了澳大利亚市场上25%的份额,并且还在上升。英国的这个数字甚至更高——所有在售的鸡蛋大约半数是由散养而来。人类理想化的愿景不应倚靠动物的悲惨生活。

假如我们有坚决果断的行动,就不会有资源上的约束,来阻碍到2050年实现100亿世界人口的长效性足食这个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全球经济事实上的系统化,粮食生产上的增长未必意味着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减少。粮食增产中的多数被用于满足来自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人们的需要。可以理解地,他们想要分享富裕国家的饮食,食用更多的肉、水果和蔬菜,少吃大米和面食。哪怕这样的进程亦会产生有利影响。根据来自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的估计,世界上长期营养不良的人口数从1990年的将近10亿下降到了如今的8.7亿。这样的缩减在以比例的表达方式体现时,给人的印象会更加深刻一点:从当时世界人口的19%下降到了现在的12.5%。久而久之超越国界地,这种下降会与贫困的减少紧密相随。它与粮食生产之间只不过保持着松散的关联。

但一个仍然严峻的事实是,在全球市场上,食物属于那些买得起它的人。因此,即便这个世界生产的粮食绰绰有余得能够让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满足,并且可以轻轻松松地生产得更多,每天仍有10亿不到点的人在忍饥挨饿。就像我在先前的文章里认为的那样,即使是一次适度的,倾向于最贫困者的全球财富再分配,都会让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项,在1990年到2015年之间挨饿人数减半的步伐加速。富裕国家对于这些目标作出的(多数未交付的)资金承付,包括仅仅为发展援助提供它们0.7%的国民收入。

倘若我们接受了一幅真正美好生活的愿景,也许就不会这么困难地领会到将这个机会给予每一个人而带来的好处

且记得,对于指定的劳动力、资金和物资投入,全球经济的生产力每年以2%的速率增长。假如富裕国家的公民愿意把哪怕几个月的这种增长带来的额外产出划归于发展援助,而非用于增加个人消费,那么联合国的目标可以轻松实现。

这里存在着众所周知的政治难题。一般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25%的政府预算用于对外援助,且有可能将其削减到10%。真实的数据是,美国政府花了它1%的预算(或者说0.2%左右的美国国民收入),并且这里面的大部分去了并非真正需要帮助,然而对美国来说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国家。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下,这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然而假如我们接受了真正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放弃对于愈来愈多个人消费的追求,也许要意识到将这个机会给予每个人而带来的好处,就不会如此地困难。这一点无法确保。凯恩斯主义乌托邦的居民或许为能够拥有如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里的后人类,两个物种中养尊处优的埃洛伊人(Eloi)一样的生活而感到快乐,而无视莫洛克人(Morlock)的劳苦怨忿,毫无疑问,如此的一种态度最终会招致灾难,如同小说里一样。

在这一点上,我属于一个乐观主义者。纵有达成国际共识存在的所有的困难,以及右翼文化战士不顾一切的抵抗,这个世界还是缓步前行在缩减二氧化碳排放的道路上。帮助显得勉强和欠缺,然而让世界摆脱饥荒,以及类似艾滋、疟疾等疾病困扰的努力正在取得显著成效,具有相当的可能性,我们能够在标的日期之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重要地,作为全球经济危机的结果,促成先前镀金时代垮塌,并以此为特征的炫耀性消费文化,看上去最终将失去其魅力。在美国,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与其华尔街拥趸的选举失败,是另一个有希望的迹象。

为所有人实现美好生活最根本的障碍,免遭经济困境的责难,不是科技上的,也不是环境上的。它们存在于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之中。假如我们集体地宁可呆在跑步机上原地踏步,追求更大更好的消费品,我们可以做到,至少在我们将可持续变为不可持续之前。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利用科技赋予我们的机会来消除贫困和苦役,来保护和修复环境,这个选择对我们来说同样不受限制。这个世界无法承受现今10亿有钱人的消费模式,更何况100亿。然而人人都可以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就在此时此刻,伴随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更多的闲暇,还有大幅度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况且,几十年之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全世界的人口,实现与我们这些身处发达世界的人现在享有的,即使不尽相同,但最起码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平。

2013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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