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翻译这本书，没有获得作者本人或者出版社的授权，仅仅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围观可以，其他的就概不负责了。

第一章

    2004年夏天，世界著名的肯尼亚小说家Ngugi Wa Thiong'o在放逐20年之后重返祖国。他飞回内罗毕，开始撰写他的新小说，《乌鸦向导》，这是他20年里首次写作。Ngugi早期的著作发表于肯尼亚1963年独立之后的那段时间，包括十几本小说和故事集，这些著作获得广泛成功，使他驰名于肯尼亚乃至世界各地。通过他精心提炼的人物以及对苦难和损害的娴熟描述，Ngugi捕捉到了从欧洲殖民主义中苏醒后存留的扑朔迷离的矛盾。Ngugi曾经生活在这些矛盾中，从他的经历中获取灵感，引起了他众多肯尼亚同胞的共鸣。Ngugi成长于1950年代，此时肯尼亚正处于反抗英国殖民者的Mau Mau叛乱中。他亲眼目睹了他兄弟被谋杀，在反抗英国人的叛乱中，数以千计的肯尼亚人死亡。而他曾与他的同胞欢送败退的英国帝国机器，迎接1963年肯尼亚独立。然而他也被肯尼亚第二任自由政府迫害——尽管国家已自治且对光明未来充满希望，1980年代Ngugi被迫离开肯尼亚，这是他经年累月尖锐批评独立后政权施加的迫害和监禁的结果。

    小说《麦粒》发表于1967年，在Jomo Kenyatta当选肯尼亚独立后第一任总统的第四年。这本小说描述了西方帝国撤退后，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挫折——对经济繁荣的梦想被新政府中遍布的腐败故事所冲击。《麦粒》是自由肯尼亚早期混乱时期的寓言，它描述了对光明未来的不确定的希望，以及人们对英帝国腐败和暴力作为兴许会遗传的恐惧。“独立会使得国家被非洲人统治吗？而这会给乡村里的小人物带来什么不同吗？”在小说里Ngugi通过里面的主角Gikonyo问道。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在新独立的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脑海里，从肯尼亚、塞拉利昂、印尼到巴基斯坦。未来会如何？自由会带来工作、和平和福利吗？驱使这些担忧的情绪促使Ngugi的小说获得了超越国界的认同；它们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且被认为是非洲文学的经典之作。对于Ngugi本人来说，独立后被放逐的岁月里，他获得了职业上的称誉和经济上的丰足。他曾任教于纽约大学，是该校Erich Maria Remarque语言学教授，如今他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领导该校的书写与翻译中心。2004年他重返肯尼亚，不是带着苦涩而是满怀对未来的希望回去的。“我带着开放的思想、开放的胸怀归来. 我是来脚踏实地的，我是来学习的，”在降落内罗毕的时候他跟祝福他的人们说道。

    然而虽然面带着热情、希望和欢快迎接他的归来——此次访问在肯尼亚长期独裁者Daniel arap Moi，迫害Ngugi的独裁暴君被民选政府赶下台后不久——暴徒闯入Ngugi在内罗毕租赁的住所，对他残忍殴打，他的脸被燃着的烟头烧炙；他妻子Njeeri被强暴。许多人认为这是Ngugi过去直言不讳批评的早期政府里的人的报复行为，也提醒人们肯尼亚人中仍然存在着绝望和愿望落空的情绪。与此类似令人痛心的是，2008年早期在肯尼亚还出现了广泛的政治暴力。

这不是所设想的道路！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目睹了一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1963年，南韩和肯尼亚普通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美元。大多数人以务农谋生。回到那时，如果让你下赌注，猜测哪个国家世纪末将会变得富裕，也许你将无所适从。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刚从退殖民化的灾难性的武装冲突中复苏。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南韩已经采取措施提高人民的识字率；而肯尼亚有更为丰富的可供开采的自然资源，包括一些世界上最为肥沃的可种植咖啡、棉花和茶叶的土地。经过数十年首先是纺织、然后是钢铁最后的生产高端消费品和先进电子技术的工业发展，南韩实现了经济发展蛙跳，现在南韩已进入世界富裕国家行列。如今南韩国民享受的生活水准，可以媲美前殖民者日本人，以及许多欧洲国家。但是肯尼亚的平均水平依然停留在1963年的水准。

哪里出了问题？回顾过去40年历史，我们能学到什么？为什么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现在是中国——能缩小和欧洲、北美的收入差距，而孟加拉、巴基斯坦、中非和大多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仍然深陷极度贫困中？

这个谜语让我们俩每天早晨起来到办公室，破解它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在这本书中与读者分享的内容。这本书不是谈论发现穷国穷困的理由。你也许会怀疑有人向你推销关于贫困的大一统理论（或者诸如此类）。人类社会太复杂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没人可以研究这个伤脑筋的问题并取得进展。1963年之后已经有许多严重的教训。新独立的肯尼亚人的经验——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被腐败掠夺被暴力摧毁——预示着腐败和暴力这对孪生恶魔，对肯尼亚现代经济的如此重要，以至于密不可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肯尼亚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印尼后殖民时期的掠夺，到中美洲和非洲的血腥的内战，腐败和暴力的毁灭性力量历历在目。

经济黑帮的生活和时代

阿尔.卡彭（Al Capone ）是著名的黑帮和残忍的冷血杀手。但是也许很少人知道，卡彭在加入并最终领导芝加哥北部黑帮（Chicago’s North Side Gang）之前，曾是巴蒂摩尔建筑公司的会计师。我们通常不会将相对谦逊低调的簿记职业与像卡彭一样的流氓形象联系在一起。在影片《教父》中，也没有阿尔.帕西诺努力平衡预算或认真研究财务报表的场景。但是卡彭的会计师训练，有助于他有效组织巨大的犯罪生意帝国。重点是生意——只是卡彭的生意恰好是卖淫嫖娼、赌博、敲诈勒索和在禁酒期间销售酒类，以及用机枪而不是律师去解决非法贸易中的纠纷。

根据传记作家Robert Schoenberg所说，卡彭是个“罪犯商人，对他的作为有清醒、理性和明显的理由”。

他是个典型的经济黑帮：一个暴力、无法无天的罪犯，对1920年代的芝加哥造成严重破坏，只是他的罪行比较理性、充满算计。

一个冷血杀手，是的，但是暴力只是卡彭用于源源不断汲取金钱的工具。

像卡彭这样的黑帮所具备的病态残忍使得他们格外被人排斥——他们的罪行来自算计但从不是冲动——但同样也是无尽魅力的来源。然而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被金钱和权势所驱使，使得他们更容易被经济学者所理解。并不是说我们作为经济学者不理解情绪在主导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我们也是人）。但是被经济学者所研究的人类行为的侧面体现在所谓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行为——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的，个人行为和选择都是基于逻辑决定而不是草率冲动的人。如果犯罪思想，类似卡彭的思想，确实非常接近我们模型里面的利己主义理想，那么经济学分析在解决如何对抗腐败和其他破坏法律的行为上，将是一个有效工具。

有个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构成本书的角色——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专职军阀，到南中国海的走私犯——确实遵从经济学的逻辑定律。要理解为什么，那么思考一下是什么让你不在税务上作弊或者不付费就溜出旅馆。其中部分原因是害怕被捉住后的法律后果。但是税务作弊的处罚很少而且通常很轻，你也可以拒付服务生的小费不必冒受罚的任何风险（虽然你也许不再受欢迎去那个饭店）。然而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做正确的事情。也许除了受罚或坐牢时候，约束我们不破坏法律的限制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不正确的。我们被良知所束缚。

但是拥有反社会人格的卡彭却具备相对极少的这样的障碍。如果某人打算以极度狭隘的自我利益出发去作为——在税务或旅馆账单上作弊，或者甚至杀死商业对手以赚取更多的美元——我们认为这便是无所顾忌的罪犯人格，我们称之为“经济黑帮”。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经济黑帮。当处于一个绝望的环境下，所有人都会陷入生存的理性算计中，良知只是被抛弃的奢侈品。

本书的目的，也是我们研究所基于的东西，是理解世界上的经济黑帮的腐败和暴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清晰了解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想象一下在芝加哥市卡彭市长或者甚至卡彭总统治下，生活会怎样？不幸的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民，不需要发挥想象力便可领会在凶残的土匪治下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们当然不会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在我们理解腐败和暴力的研究征程中，我们已经揭发了一些令人惊叹的事实——和出乎人意料的解决方案。

我们是美国学术机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和教授（Ray在哥伦比亚商学院，Ted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我们的研究促使我们离开象牙塔，目光更贴近真实世界。我们的经济学侦查工作，带领我们跨越遥远的肯尼亚农村到印尼股票交易场大厅，以获取新的视角去研究世界贫困问题。关于腐败和暴力的意料外的答案在最不可能的地方被发现：在走私的中国鸡肉、曼哈顿的外交停车票甚至是坦桑尼亚政治迫害的故事中。

我们将经济学分析嫁接入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中从乡村道路到闪耀的摩天大楼的探险中所获得的洞察力，本书带来了我们所获得的教训。我们希望这些教训能够在某种微小的程度上，帮助肯尼亚和其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实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后代所拥有的经济发展愿望。

并不夸大的说，我们面对的问题——如何最好地对抗全球贫困——具有时代重要性。大多数人类的福利处于危险中。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表明，大约10亿人每日生活费低于1美元，而世界一半人口——大约30亿人——每日收入低于2美元。

收入如此之少人们如何生存？答案是残酷地简单：无法变好！饥饿困扰着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日常生活，且健康医疗很少甚至不存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乍得，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成人识字率仍然低于30%，孩童在一岁前死亡的几率比他们高中毕业几率还高。

全球贫困甚至对于那些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特权公民)也存在很大关联，他们通常极少关心国界外发生的事情——即使他们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反复提到的，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彼此关联。贫困引起绝望和不满：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看到的报纸头条诸如恐怖分子威胁、环境破坏以及其他全球灾害，其起源来自中东贫民窟和刚果河流域明显被砍伐的雨林。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急切的，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寄希望于下一代？

近些年，美国人重新关注国际经济发展。最近，特别是非洲困境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这要归功于安吉丽娜.朱莉和U2主唱Bono的明星力量，结合对非洲艾滋病灾难的可怕场景的想象，以及在苏丹达尔富尔发生的种族灭绝行为。我们听到呼吁欧美减轻债务和提供更多慷慨国际援助的声音。一些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正投入数十亿美元抗击疟疾、治疗艾滋病和给非洲提供教育，以最终“让贫困成为历史”。

然而我们过去也曾经努力过。针对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发生的可怕的1984年饥荒，我们这一代人被明星力量（又看到Bono参与）和被丢弃的受饥垂死的孩子的照片所驱使，举行了现场救助音乐会和发行了“We Are the World”（译者注：怀念MJ）唱片。私人慈善机构和国家的外交援助机构在过去数十年里每年都花费数十亿美元，以期消除贫困。自从1970年代后，我们已看到一轮又一轮的债务减免。但即便如此，如今的肯尼亚人仍然与1963年一样贫困。这次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对此问题，信息灵通的人们持有大相径庭且热情洋溢的看法。你也许会想，经济学家主要花费时间用于从事情绪迟钝地交谈货币政策的细微之处，或者捣腾下个月的通胀数据（而这的确说中了许多经济学者的作为）。然而这些温和单调的学术几乎已经解决了为什么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遇到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失败的问题。

基本上，它归结于富国是否已经提供了过多的金钱以帮助肯尼亚和其他国家脱离贫困——或远远不够。杰出的学术研究者在这两边已经列好队。答案看来关键是如何看待腐败和暴力在国家贫困中扮演的角色。也许腐败和暴力正是贫困的症状。如果情况正是如此，那么富国捐助者只要给肯尼亚援助足够的金钱以启动经济发展，那么他们的国民就不在需要互相争斗以获取生存。但另一方面，如果大多数的外国援助都被腐败官员占用或者在内战中毁坏，那么援助美元又如何把肯尼亚这样的穷国拖离贫困呢？更多的援助只是让腐败精英致富，甚至也许只是让腐败和暴力这对孪生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又给了人们更多的金钱去争夺。

这些问题对于理解现在关于国际援助的争议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包括我们在内）的学术激情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撰写本书其他部分的潜在动机。然而，在开始详细讲述我们自己的发现之前，我们将给读者介绍广泛存在的争议，亦是本书的背景。数以百计的学者正在从事针对全球经济发展学的全职研究，但是许多人身处两个阵营，他们的观点被两个杰出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家所引导。

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亦是永不疲倦的公共活动家，呼吁更多的国际援助救助。Sachs曾是哈佛教授，亦是我们获得博士学位的地方，我们亲身体验了他的学术辉煌和修辞天才。他是那种少有的思想者，每次与之谈话后，你都会觉得你对世界的认识更进一层。我们作为腼腆的教授，认为Sachs的魅力简直是个传奇。Ted之所以在研究生时候决定做非洲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作，其实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被Sachs一次关于抗击全球贫困的道德尺度的演讲所鼓动。

Sachs是经济发展的“贫困陷阱”观点的主要倡导者。贫困陷阱的思想很简单。一个穷困的肯尼亚农民无法依靠自己力量脱离贫困。他不能购买足够的食品给家人提供营养，或者送孩子到合适的学校，而且好年份节省下来的储蓄在不好的收成或者染病的时候很快就花的一干二净。农民的穷困基本上就意味着他和他的孩子将继续穷困。以此延续，经年流传。在Sachs看来，外国援助正好是一次撼动，可以让农民——或者村庄乃至整个经济——脱离贫困导致的贫困。这里存在一个脱节：成立健康诊所、提高学校质量和为整个国家或者大陆建造诸如道路和发电站这类基建，所有这些是昂贵的，且根据Sachs的计算，美国的外国援助预算将需要增加5倍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陷阱。正如Sachs在他最近畅销书《贫困的终止》里面所讲述的，肯尼亚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身处富国的我们没有援助足够的金钱以帮助他们脱贫，但如果提供足够资源，贫困将在短期内从我们这个星球上消除。Sachs认为，“富国的福利...将可能在2025年之前消除贫困。”

从理论上看Sachs终止贫困的观点言之有理。但是有许多持反对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已经花费了过多的金钱去提供外国援助——或者说至少花钱的方法和地方错了。Bill Easterly是持有这些观点的公众人物。因为公开抨击所在的世界银行的外国援助政策被抄了鱿鱼后，Easterly目前是纽约大学教授，他成为持有综合上看援助对解决世界贫困基本上无益的观点的发言人。他声称世界银行和其他捐助者的数以百亿美元捐款已被浪费，而Sachs计划中的增加五倍的援助也可能将被挥霍一空。Easterly认为，这些巨额援助通常用于宏大的中央计划项目——水坝、四车道高速路、海水淡化厂——在那些对建造、操作和维护严重缺乏监督的国家。

Easterly比较了大多数外国援助者的方法与1950年苏联经济计划设计者的方法，后者梦想英明的莫斯科官员将制定出新的经济秩序以完美地预期和满足所有工人和农民的需要。但是，他问道，从华盛顿特区空降的外国援助主要计划者，真的知道如何发展别国的经济吗？他们是如何知道肯尼亚人更需要水坝而不是新大学？为什么需要更多的高速路而不是灌溉渠道（或者与此相反）？而且甚至制订了建造急需的学校或者诊所计划，捐助者如何能保证肯尼亚的领导人真的按计划使用了这些钱——而不是贪污或者将之全部用在其他地方？

今天我们知道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什么值得给这些过去的外国援助努力展示的成果，除了一些锈迹斑斑的遗迹可以慰藉那些良好的意图。数十亿美元被浪费在建造不知通向何处的道路或者在从没给任何家庭提供照明的发电厂上。超过数十亿计的美元被偷窃。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产生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的国度——包括中国和印度，1980年代这两个国家都处于非洲的贫困水平上——相当大程度地摒弃了大型外国援助机构的推动。如果这两个国家都在不需要有意义的国外援助下，在数十年里努力以超记录速度增长，那么为什么来自外国援助的大推动就是肯尼亚人(贫困)的正确疗法呢？为什么不是取而代之的沿着中印道路前进？

Easterly和他的同事争论道，在我们将外国援助预算乘五倍之前，我们需要确保接受国能真的使用这些额外的美元。接受援助美元的国家需要治理良好，需要有人监督以确保金钱用于服务“普通人”的利益，而不是用于服务总统豪宅中的那个人。援助接受者应该有良好运作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比如媒体和社区协会，这些组织可以让政府负起责任，并且防止经济黑帮窃取权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离这个理想状况很遥远。在他们成立这些所谓的机构前，Easterly认为，我们最好是资助小型社会企业家——Easterly在最近的书《白人的负担》中称之为“探索者”——这些人会找到当地发展问题的创新性解决办法。

这种小规模介入可被监督，可以被捐助者甚至是在存在广泛的中央政府腐败的社会中追究责任。如果成功，他们能扩大规模让更多人收益。随着社会找到对付腐败和混乱的办法，穷社会中的人们在投资他们未来时将更加宽松，而经济发展也随之产生。在此之前，我们不应该扔钱去填无底洞。

所有人都喜欢精彩争斗（特别是Sachs和Easterly的书商）。但这两个观点并非完全不一致。Sachs和Easterly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Sachs并不建议捐助者将数十亿美元存入腐败独裁者的瑞士银行账户，或者给他们一只装满无记号的百元美钞的手提箱，然后希望最好的结果出现。而Easterly也不建议身处富国的我们完全抛弃穷国、固执地等待他们以理想的秩序获得住所后才开出任何援助支票。

然而他们之间存在关键性的区别。Sachs的贫困陷阱论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让人们脱离贫困，然后几乎所有的其他东西——好政府、活跃的媒体和社区参与政治——将随之出现。但是第一步便是让穷人不再担忧下一顿饭从哪里来。

Easterly的对立观点反驳道，这是本末倒置。过去数十年中，我们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试图实现经济“大推动”，但是非洲仍然与1960年代一样贫困。外国援助设计者设想的更大的推动，可能只会导致更多的金钱被误用和滥用（以及潜在的未来捐献者的更大的幻灭感）。

两种针对如何最好地帮助穷国的对策都貌似合情合理。但是为了评估他们各自的优点，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腐败、暴力和经济黑帮的动机，这些经济黑帮是过去如此多的经济发展失败的罪魁祸首。

【本文翻译仅为外语学习及阅读目的，原文作者个人观点与译者及译言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