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网 | 希特勒是个书虫吗？

译文

翻译：anobody | 2009-04-09 18:47:46 | 阅读2635 | 来源

希特勒令我们想起的更多的是他的咆哮而不是他的阅读。可是在一战前的维也纳和战后的慕尼黑与他同住的奥古斯特·库比泽克和鲁道夫·豪斯勒却回忆说他曾经浸淫于书本。一份留存下来的记录从1919年到1921年间希特勒从慕尼黑的国家社会主义学院借出的书单不但包括那些反犹的谩骂书籍而且也有从孟德斯鸠和卢梭到兰克和斯宾格勒的严肃作品。美国记者弗雷德里克·奥伊切斯纳曾经对希特勒本人的藏书做过一个简略的概述，他的记录作为本文书评对象的附录重印于书后，按照他的估计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和柏林的藏书有16300本之数。

这些藏书后来很快四散了。在巴伐利亚的美国大兵将希特勒的藏书作为战利品零散地带走。在柏林，苏军士兵也加入了打劫。剩下的80本书被他的苏联东道主送给了美国外交官阿尔伯特·阿隆森。唯一没有被动过的实质性的收藏是存放于阿尔卑斯山区一个盐矿的3000本书，其中的1200本现在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阿隆森所拥有的那一批书后来被他的侄辈捐献给了布朗大学。现今仍然偶尔有曾经属于他的藏书以单本的形式涌现。

于是乎蒂莫西·W.里拜克花了不少脚劲来考察大量已知曾经属于希特勒的书籍以重构这些书在他生命中的位置。这项任务面临许多困难。希特勒藏书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并不具备代表性。奥伊切斯纳提到过的7000本军事历史书籍中的大部分已经不在了，1000本有关健康和营养方面的书也是一样，其中有很多本希特勒曾经在书上做过批注。剩下来的一大部分是赠送本几乎可以肯定希特勒从来没有读过它们。

有足够的藏书得以保存下来告知我们关于希特勒精神世界的很多情况，但本书的读者们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有些阅读者对书本所做的旁注记录了他们与所阅读文本的不同意见，例如托马斯·曼的私人图书馆里的那些书（现存于苏黎世）。希特勒所做的旁注可不是这样：在里拜克所考察过的那些书中，希特勒的旁注是由划线构成的，划线或细或粗，或是单划线或是双划线，划在留白处，偶尔还伴以惊叹号。在“我的奋斗”里希特勒推荐一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阅读方法，你首先决定想要了解什么，然后收集能够证实或纠正你的观点的构成元素。与这种“男孩子关于事实的内容空洞的大书”的阅读方法相一致，他总是去查阅百科辞书。因此他的旁注不是很有揭示性的。可能他在那些有关健康的书籍上所做的旁注能够给他的素食主义提供一些佐证—然而由奥伊切斯纳所引用过的，“母牛就该产奶，公牛就该负重”，却很难激起人的食欲。

希特勒的图书馆最显著之处却在于它不包括哪些书。叔本华和尼采的缺席，证实了希特勒只是通过第二手材料了解他们的猜测。有一册很不错的费希特作品，是一次糟糕的见面后由雷尼·里芬斯塔尔为宽慰希特勒而送给他的，不过上面的批注却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如里拜克所揭示的，希特勒所真正读过的是那些由亲纳粹的出版家J.F.莱曼所出版的定期呈送给他的右翼和种族主义书籍。保罗·德·拉加德的反犹的“德国论文”被全面地批注过，而一本汉斯·F.K.冈特的“日耳曼民族的人种谱系学”，人种伪科学的一本主要著作，因为过于频繁的翻阅，几乎都散了架子。

文学的缺席是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按奥伊切斯纳的说法，希特勒集齐了卡尔·梅的全部西部探险小说，埃德加·华莱士的所有侦探小说，以及许多海德威格·考特斯-马勒（相当于德国的芭芭拉·卡特兰）所作的爱情小说，但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以把想象力带到不熟悉领域的文学书籍了。希特勒的精神世界似乎没有想象力的位置。相反，他依靠的是一种幼稚的科学概念，他声称国家社会主义即是建基于此。

里拜克书里的每一章都讨论了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扮演可确定角色的某本特定书籍。在一战西线战场的一段平静期，希特勒在法国小镇佛奈斯购买了一本麦克斯·奥斯本的柏林建筑指南，尽管书页已脆弱还沾上了泥巴，这本书保存了下来，现藏国会图书馆。在对此书的叙述中里拜克赋予了一种处于战场前线的感觉，出于巧合该书作者奥斯本也曾做过一系列关于战事的新闻报道。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听到由希特勒的导师迪特里希·埃克哈德对易卜生的“皮尔·金特”所做的改编并送给希特勒一本签名赠送本。希特勒对“皮尔·金特”有何观感我们无从知晓，虽然里拜克认为对一个探险小说的爱好者来说它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但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桩子来揽系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早期历史的一种说法。在书的最后一章，希特勒的败亡是与这样一本书联系在一起的—卡莱尔的“腓德烈大帝史”—这本书是1945年3月11号由戈培尔送给他的，这本书曾经鼓励希特勒寄望有最后一刻的拯救。

在希特勒的书籍和他的生活之间建立的这些联系有时候是明确无误的，而另一些时候却失之武断。对于被提到的书籍希特勒本人的反应很少被提及。为了解释这些书籍在他生活中的位置，里拜克有时候不得不领着我们在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历史背景中做较长时间的旅行。尽管如此，这样做很多时候是值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叙述希特勒对瑞典探险家和亲纳粹分子斯文·赫定的热情的那一章。

虽然作者为写作此书所做的研究是小心翼翼的，然而此书的写作却是粗枝大叶的：里拜克将““calumnious”（污蔑的）写成了“calamitous”（不幸的），将“concordance”(一致)写成了“concordat”(协议)，谈到某种“打印的手稿”（typewritten manuscript），把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什尼格的姓氏Schuschnigg拼成Schussnig，并且把一个对希特勒自传的戏仿，“他的束缚”，写成了“那是束缚”。也许有人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疏失如把暴徒沃尔夫冈·卡普写成了阿尔弗雷德·卡普，把费希特称为“十九世纪晚期的哲学家”，还有斐德烈大帝在1862年还写过一封信。希特勒至少还知道百科全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