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塞林格的沉寂和引退招来无数非议、怨恨，好像在文字之外，他还亏欠读者许多，欠他们隐私，一个茶余饭后可供谈论的对象。他的消失也喂饱了读者的好奇心，纷纷猜想，他是否退而归家，过上了打坐冥想的生活。即使选择了隐士的生活，书页中的塞林格却绝非隐士。他的离世把我们从种种猜测带回他笔下那个神奇的世界，还它本来面目。那里有无与伦比的诙谐，有对美式口头语言的倾听，有极具感染力的热忱，有无可比拟的魅力。40多年来，塞林格的声音照亮了《纽约客》，让卷帙生动起来，重塑了美国五六十年代文学，自海明威后再无第二人。（因此美国作家早期作品总带有这两人特色。）如果说海明威让美国文学老道冷硬，像个煮过了的鸡蛋，塞林格则让它重新柔软起来，像个溏心鸡蛋。

《For Esmé—withLove and Squalor》1950年4月8号发表于《纽约客》。这本是对战争造成的恐惧和精神疾患的写照，塞林格年轻时经历过二战中最糟糕的日子和最残酷战斗；然而文章结尾却出人意料的提供了一剂解药：年轻的Esmé的信中，充溢着简单、直接、没有污染的表白，使主人公的心灵不再残缺不堪。正是塞林格早期作品中的诙谐，毫不掩饰的情感，高尚而浪漫的坦率之情，给读者以启迪。《纽约客》里有菲茨杰拉德的阳光，有林·拉德纳的声音，而塞林格则处处显示了他所受到的感动，和他感动读者的愿望。他对生命最微不足道的声音和尊严都那么敏感，至今令人惊讶。自杀和横死在塞林格的作品中时有发生，其中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通篇描写了一个遭到背叛的丈夫，在去留之际，和与他妻子偷欢的男人在电话里的一来一去。（这里我没有看过小说，仅凭上下文推测，希望有读过这篇小说的同学可以指正。）然而他们的语气是那么生动，仿佛对此时的经历有种期待，又仿佛宗教的顿悟就升华于这种平常的经历。塞林格式英雄典范只是《Down at the Dinghy》中的一个小男孩，他分不清“犹太佬”（kike）和“风筝”（kite）这两个词，总觉得有人不怀好意的把他爸爸比作“那种被放到半空中的东西，……用一根线牵着。”

塞林格是一个健谈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对世界观察入微的人，尤其是对纽约。没有哪本书在描写40年代的纽约上比得过《麦田的守望者》。有哪位作家更懂得倾听美国式的谈话？（大家可能会想起那个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坐在霍尔顿后面的男人。看罗凯特姐妹表演时，他不停和他妻子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精确。”）一个自闭的作家不会倾听，而塞林格是位绝佳的倾听者：一页页纯粹的对话从他的笔下流淌而出，令人感动而又那么真实，更重要的是，极其风趣。他是一个有心的幽默家，然后才是一个有见识的思想家，或者，更确切的说，从幽默中见真知的思想家。《Zooey》是《纽约客》刊登的最后几篇塞林格作品之一。这几乎是《Zooey》的最终寓意：Seymour的胖太太让艺术有了观众，Seymour的胖太太是我们所有人。

再说霍尔顿·考尔菲德。他已经成为读者生活中的一部分，更像一个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的老友，而不是一个用来分析的角色。喜欢《麦》的人，会在不惑之年把这段霍尔顿的圣诞旅行介绍给他刚刚及冠的儿子，同时带着一点不安，害怕时过境迁，书里所讲的已经没有意义。一点儿也不会——男孩像他的爸爸一样，手不释卷，看到烂熟于胸，把它当作人生经历的概览，然后用书上最后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写在学年鉴上。美国文学史上有三本杰作，任何境遇中的任何读者都能听见它们的诉说：《哈克贝利芬》《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麦田的守望者》。（严重同意！）三者之中，只有《麦》定义了一段人生历程，不管用的是什么语言，法语、荷兰语或是英语，它都是青春的心的说明书。在此之后，格拉斯家族的传奇取得了更大成就。塞林格回归家庭的故事纵然有其不真实的地方，比如没有哪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如此盲目崇拜他们中的一员，故事的中心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贯穿全篇的黄金线索是《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中揭示的，Seymour令人震惊的自杀。明明被这么多欢乐围绕着，对一个生命的主人来说，人生怎会变得如此不堪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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