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旨在补偿纳税人损失以及防止类似08年经济危机再次发生的努力,活下来的那些投资银行如坐针毡。这些努力包括:国会对于花红征税的提案;奥巴马总统对于大银行债务的征税计划;以及他对于禁止银行用纳税人担保的资金用作自有交易的提案。按照金融服务圆桌会议的CEO Steve Bartlett的说法:奥巴马的最后一项提议会“限制借贷,增加风险,降低系统稳定性,还会限制我们创造工作机会的能力”。金融服务圆桌会议是专为大银行服务的交易部门。
但是,如果银行想让我们不插手他们的事务,首先他们得不干涉我们的生活。我们勉强在过去投行横行的40年间生存下来。他们有效地侵入了我们的房子,袭击了我们的电冰箱,并放了一把大火。现在反过来他们开始抱怨我们的改革努力开始打压他们的行事方式。
问题的起源在于投行从私人合伙制到公共上市公司的转变。这个过程开始于美林1971年的上市。其他四个步其后尘者为:摩根斯坦利(1986年)、贝尔斯登(1985年)、雷曼兄弟(1994年),以及高盛(1999年),而他们五个正是08年信用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个五人帮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和那些已经渐渐渗入他们核心业务的国际银行巨头竞争。这些核心业务包括为企业上市发行股票以及企业咨询服务。他们上市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能够促进他们在那些高风险的对资本敏感的业务上的活动,比如说自有资金交易。“为了拥有一个能够支持他们所需要资金的资本基础,他们不得不上市。”一位高盛前合伙人Roy Smith如此表示,他同时是纽约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上市让投行们变得更加规模庞大,这让他们有足够的分量来按自己的喜好塑造监管系统。也许在最近十年最糟糕的决定就是04年证券交易委员作出的允许投行增加账面债务量的裁定,这个裁定正是在五人帮CEO的要求一下才做出的。在雷曼垮台之前,它已经背负了超过六千亿美元的债务。这不是任何私人或者合伙企业能够完成的“壮举”。
从私人到公众拥有权的转变同样把责任从合伙人制度转嫁到了危险的不负责任的公共董事会制度。在合伙人制度之下,没有利润就没有奖金花红而言。从理论上来说,董事会应该监督CEO们的行为。而在实际上,他们只是价钱昂贵的橡皮图章而已。一位曾任职于雷曼和贝尔斯登的银行家John Gillerpie表示:“那些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有意选择那些不称职或者是局外人来担任董事会职位。”Gillerpie最近合著的一本新书名为“花钱买来一场空:企业董事会的失败是如何损害美国商业并浪费了我们亿万金钱”。Gillerpie表示在08年雷曼薪酬委员会的成员甚至包括85岁的演员Dina Merrill,她是E.F. Hutton财富的继承人。
当雷曼结束其作为一家公共上市公司14年运营历史的时候,其市值是一个个大大的面包圈(股票零市值),差不多价值450亿美元的股东财富已经被摧毁殆尽。其他四家投行的的股东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美联储的帮助下,摩根大通以跳楼价收购了贝尔斯登从而避免了它的破产。而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之所以还能避免资不抵债保持独立,完全是因为得到了巨大额度的补贴。在一月底的时候,摩根斯坦利的股价刚刚赶上1998年年初那会。
股东们的利益也许已经早已蒙受损失,不过公司雇员和决策者们去并非如此。在投行合伙人时代,薪酬是十分有争议的。每到十二月份合伙人就会为了花红而大吵大闹。不过这些都是在私下进行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有钱人从另一个有钱人的口袋里掏钱出来。现在则完全变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本质上就是那些公司决策者和雇员们从股东口袋了攫取了数十亿的美元。
那些公众们,包括心碎的股东,纳税人以及储蓄者,完全有权利质疑银行的机制和行为。如果他们不想我们对他们的生意指手画脚,他们就应该缩小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用市场利率的贷款来代替政府的补贴,同时停止依靠美联储作为资金来源并滚出我们的指数基金。就像电影界巨头Samuel Goldwyn曾经说过:“不要把我卷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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