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在埃及的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中国总理温家宝公布了一系列新的援非承诺。在此过程中，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极为不安。西方人以为自己明白非洲为了发展需要做哪些事：自由化市场、正常化价格、普及化民主。他们也以为自己清楚中国在非洲的行动：向那些资源丰富的无赖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的巨额援助。

但通过更为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几十年来，中国按照领导人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性方法，将国家干预和经济激励相结合，努力吸引私人投资，成功地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如今，中国再次摸起了石头，不过这次过的是中非经济合作这条河。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尝试，结合了精明清晰的自身利益、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其援非项目的失败教训。

中国的首个努力方向是向非洲国家提供资源交换型开发贷款。这是受其国内经验启发而首创的贷款形式：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对现代技术和基础设施充满渴望，但苦于没有多少外汇，于是以其自然资源作抵押，从日本吸引了时价为100亿美元的贷款。当时，中国打算用石油和煤炭换取日本新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在1980年，日本开始为中国的铁路、港口和水电站等六大工程提供资金。此后，日本企业还帮助中国建造了公路、煤矿和电网等众多项目。

自2004年以来，中国至少已在七个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达成了类似的交易，金额总计近140亿美元。比如在被战争摧毁的安哥拉，中国就提供了三笔石油交换型重建贷款，为其建造公路、铁路、医院、学校和供水系统。尼日利亚也接受了两笔类似贷款，以资助其沼气发电项目。中国的建设队伍目前正在刚果共和国（用石油还款）和加纳（用可可豆还款）各建造一个水电项目。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此类贷款都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按照市场利率提供。这些贷款并非国外官方援助，但依然能够帮助借款国发展。在资源丰富的贫穷国家，他们的矿产财富带来的常常是诅咒，而非祝福。资源交换型建设贷款能够起到约束的作用，至少能确保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财富部分被用作开发投资。

当然，中国的贷款也对非洲借款国构成了某些风险，当中国企业不用竞标就可获得在非基础设施建设合同，或者用来偿贷的资源被事先定价的时候更是如此，而非洲政府无法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以及中国援建项目在环境和社会保障方面太过马虎的风险也都始终存在。中国建筑公司经常使用国内工人的做法——约占工程所需劳动总量的20%——挤压了非洲人的工作机会。当这些公司雇佣当地人时，也常常只提供较低的工资和人工标准。

不过，这些风险已通过多种方法得到了缓解。按照大多数的中非协议，自然资源的出口收益直接进入托管账户，这时再进行估价，而非事先定价。这就消除了不公平定价的可能性。而且，非洲国家政府如今也更会讨价还价了。安哥拉要求中国公司将30%的工作分包给当地企业，并坚持每个工程在承揽前中国公司需至少进行三次竞拍。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30亿美元的铜矿交换贷款，以资助其铁路、公路、医院和大学的建设。据报道，刚果政府提出，必须将本次贷款安排下基础设施建设总量的10-12%分包给刚果企业，中国工人数量也不得超过用工总数的20%，而且每个建设工程成本中至少0.5%的费用用于工人培训。

中国的贷款条件也往往比西方企业更加诱人。正如刚果总统卡比拉（Joseph Kabila）指出的那样，在此次30亿美元的采矿合资公司中，刚果政府拥有32%的股份，而在与其它公司的采矿协议中，这一数字只有7-25%。刚果前财政部长德莫莱斯（José Pedro de Morais）表示，通过设立“新基准”，200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一笔2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安哥拉在商定其它商业贷款时获得了更优惠的贷款条件。由于拥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利率提供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安哥拉政府提供了三笔贷款，利率从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上浮1.25%到1.75之间不等，而且无论是宽限期还是长期还款条件都十分慷慨。相比之下，渣打等商业银行向安哥拉提供的贷款利率为LIBOR上浮2.5%或更高，还款期限也更短，同时没有宽限期。

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波重大试验，帮助非洲创建贸易和经济合作区。如今，已有7个此类合作区投入运行：2个在尼日尼亚，其它的分别在埃及、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赞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经济特区是中国早期发展的一大特色，如今国内已有100多个此类特区。《亿万根基》作者、经济学家科利尔（Paul Collier）和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佩奇（John Page）在近期提交给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中声称，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经济特区是极具前途的工业化和就业策略，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集中力量于某个有限地区，从而改善那里薄弱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此外，注重提升制造业出口也能帮助它们战胜汇率上升和当地非能源产业恶化的问题。

中国政府也注意到，这些特区必须能够长期维持。数十年来，中国驻非团队建造了各种农业工程和工厂，但结果却移交给了缺乏经验、有时甚至是漠不关心的当地政府。一旦中国团队离开，这些工程的收益就会下降，迫使当地政府请求中国人回来。现在，中国公司即负责经济特区的设计，也承担着建造和营运工作。中国政府将会为启动成本提供部分补贴，包括中国企业向海外转移业务所产生的部分费用。曾参与中国国内经济特区建设并取得成功的几个机构，目前正在为非洲的经济特区建设提供建议，甚至投资了某些工程。在计划兴建的7个特区中，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已入股其中的三个。去年11月于埃及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宣布成立10亿美元的非洲中小企业基金，帮助非洲企业家在经济特区建立业务。

美国国会禁止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任何将美国工作机会迁移至海外的活动，而中国政府却鼓励国内部分劳动和能源密集型产业迁往非洲经济特区。原因何在？因为中国的规划者希望国内的实业家向价值链高端转移。在中国许多城市，皮革和金属冶炼等污染型产业已不再被人所容忍。随着全球经济从近期的衰退中复苏，中国沿海地区的工资和福利将延续危机前的上升势头，部分工厂将迁往内地，其它的则会迁往海外，更加靠近原材料的产地和市场。

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可能会出现污染高、工资低和工时长的现象。如果中国建造的经济特区取得成功，那么以上的现象将尤为突出。但和中国的资源交换型贷款一样，经济特区有望为非洲国家带来他们极为渴望的东西：就业机会、新技术和亟需的基础设施。非洲可借此机会，拽着中国的衣角进入世界经济，而不是继续扮演全球自然资源供应商的角色。

当西方为非洲贫困人口提供小额信贷的时候，中国正在创立50亿美元的股权基金，以促进对非投资；当西方倡导自由贸易以打开非洲市场的时候，中国在非洲创建了经济特区并鼓励中国企业前往那里；当西方赞助政府和民主的时候，中国建造了公路和大坝。在中国的这些行动中，非洲的某些独裁和腐败政府或许得了甜头，但西方在促进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帮助了这类政权。这是一个让人困扰的事实。鉴于西方到目前为止在成功推动非洲发展方面的局限性，西方人在评价中国对非行动的时候，或许应该少一点批判，多一点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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