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

“大家好，我叫蒂姆。我曾经嗜赌。最近一次赌博是在2007年3月18日。”

以上是在嗜赌者匿名协会(GamblersAnonymous)的会议上新成员自我介绍的方式——我就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很显然，我并不是某天早上醒来突然知道自己嗜赌，我花了好些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一个费城郊外的天主教乖孩子怎么成了美国非法体育博彩的典型人物？这是个好问题。

杰克(JackConcannon)和我很多年以前就认识了。小时候他是宾州德瑞索山(DrexelHill, PA)的蒙西格纳·邦纳高中(MonsignorBonner)校篮球队的明星。邦纳高中和我们学校的篮球队是死对头，所以我们时不时会碰面。我们并非那种一起玩的朋友，因为杰克比我大好几年。我有时会在篮球比赛时见到他，仅此而已。

杰克身高六英尺五英寸(1.95米)，在球场上表现出色，曾率领邦纳高中在1983和84年获得费城天主教会联赛冠军。杰克的专长是防守，能够完全统治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他总给我一种紧咬对手不松口的感觉。他永不言弃，是个为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斗士。

在冷酷的外表之下，杰克是我见过的最友好的人之一。我们九十年代末在高尔夫球场上重聚了。1998年我太太跟我成为了宾州雷德利·朗乡村俱乐部(RadleyRun Country Club)的会员。我已经在NBA工作四年了，收入很不错。我喜欢打高尔夫，喜欢高级私人俱乐部的感觉。杰克是离雷德利·朗不远的另一个高尔夫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俱乐部之间经常举办交流活动，一个杰克跟我共同的朋友邀请杰克过来我们俱乐部打球。我有几年没见他了，他还是老样子——除了斑白的头发之外。我们回忆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杰克之前就听说我成了一名NBA裁判，说家乡父老都为我感到骄傲。他跟高中女友安结婚，育有二女一男。那时候金和我已有三个女儿，正在迎接第四个。

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杰克拥有一家保险代理公司，赚了不少钱。他很顾家，还住在宾州的老家附近。杰克是个超级体育迷，也喜欢高尔夫，想通过乡村俱乐部的往上爬。他信仰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对家乡球队很有感情。这一切都跟我非常相似。并且，我后来发现了自己跟杰克最大的共同爱好：赌博。

我们第一天打高尔夫时就“一见钟情”。我们有空就一起打球，经常通电话，还带上双方的太太一起出席聚会和家庭活动。金和安成了朋友，我们的孩子一起玩耍——整件事就像费城版的《反斗小宝贝》。

杰克自己当老板，什么时候心痒什么时候打——而他总是心痒。夏季是NBA休赛期，我的时间也很多。我俩是如此亲密，以至于当我太太接到杰克电话时会挖苦般的说“蒂姆，你女朋友来电话啦。”

杰克开一辆黑色大奔，后备箱里塞满了Polo、Izod、TommyHilfiger等名牌高尔夫球衣。我管他叫“超人”，因为他可以飞奔到乡村俱乐部停车场，换上后备箱里的高球衣，打一轮快球，喝几杯啤酒，玩几手扑克，换回工作装，还能赶上回家吃晚饭。

很自然的，高球场成了我和杰克赌博冒险的开始。起初我们赌二十块钱每洞，后来逐渐增加到两三百块钱每洞。在第一次值两千块钱的第十八洞推杆前，我开始紧张得要命，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手并不抖。毕竟，有什么比执法NBA季后赛时，两队平分而比赛时间只剩1.8秒的时刻压力更大呢？没有。所以我不颤抖，只感到兴奋和刺激。

我们打完十八洞之后到会所冲凉、吃饭、玩二十一点。乡村俱乐部里有许多富翁，我们称之为“重口袋”。高额的赌注，香醇的波旁威士忌，杰克和我乐在其中，就像电影《虎豹小霸王》(Butchand Sundance)！我们找到了知己，享受人生每一分钟。两个穷小子跟上流人物们称兄道弟，还经常把他们的口袋掏空，真是太爽了。打牌输个五千一万稀松平常，那些律师、银行家、股票经纪人眼都不眨。他们随意的从口袋里掏出镶满钻石的钱夹，一张一张的往外抽出百元大钞，面无表情，嘴里咕哝数着“一二三四五”。杰克和我没那么优雅，我们会大声数“一张，两张，三张”，竭力模仿劳伦斯·威克（LawrenceWelk，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做派。

高尔夫锦标赛是雷德利·朗俱乐部的主要活动之一，在每年夏天举办，比赛方式是一位会员邀请一位非会员组队参加“双人好球”赛(two-manbest-ball)。比赛很有趣，奖金很丰厚。但直到吃完晚餐、颁奖结束、三人爵士乐队表演之后，我们才到休息厅的桌上开始干正事。没错，房间里烟雾缭绕，白兰地晃动在昂贵的高脚杯里。但杰克和我只喝啤酒和杰克丹尼。

当晚我身揣一万美元走向桌子，明白这些钱不是翻倍或翻三倍，就是全部输光。这不是过家家，这是把挣来的辛苦钱放在桌上赌一把。我们轮流坐庄——这是风险很高的玩法。普通玩家一手牌顶多输一次，但庄家输的次数没有限制，除非其他玩家全部出局。当然，庄家一手牌能赢的次数也没有限制。时而冲上云霄，时而坠入地狱，但我想这就是赌博吧。

那晚我很背运，离开俱乐部时身无分文。我独坐车中，身心俱疲，我所能想到竟然是明天再来试试手气。一万块钱啊，一下子就没了。可笑的是，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一切跟钱无关，而是冒险、肾上腺素、四尺推杆和翻牌前的激动——这才是我们渴求的东西。杰克跟我的渴求无止境，下一站：大西洋赌城(AtlanticCity)。

从费城到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跑高速只需八十分钟，路上仿佛铺满了希望和贪婪。杰克和他的好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已跑了多年，有时候每周跑两三趟，只为了去赌城试试手气。杰克最终向我发出了邀请，让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杰克最喜欢的赌场是博加塔(Borgata)——一座超越现实的华丽的庞大建筑物。三教九流云集于此：玩老虎机的蓝头发囧人，赌剩最后一分钱的穷人，一掷千金只为尊贵感觉的有钱人——杰克一帮子人属于最后一种。赌场为杰克准备好红地毯、美酒佳肴、演出门票、奢华套间、还有房车。他认识每个发牌员和经理，所有人也认识他。他走路大摇大摆，好似自己就是赌场老板；他朝员工们挥手，好像那些人是一辈子的老友。当然，我们只是在玩一场盛大的游戏。但这个游戏是如此令人陶醉，我无法自拔。

杰克有自己最钟爱的赌桌，最中意的发牌员，最喜欢的座位——这是他严格遵从的仪式。他只玩二十一点，赌注通常很大，最小一百，最大五千——我从没见杰克玩最小的。我们一群人总是高声喧闹，引来众多围观者。在赢了一手大的之后我们会尽情欢呼或诅咒，人群也会跟着起哄。在我们的赌桌上才有真正的表演，在休息室里翻唱BeeGees的人妖算个屁。那位过气的六十年代民谣歌手（指鲍勃·迪伦）问道“一个男人得走多少路/才知道自己是个男人”？让我告诉你，答案不是飘荡在风中，而是写在杰克和我的脸上。当庄家亮出一张六之后，他会不会拆开一对八或加双倍赌注在一张九上？当然会！归根到底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们就是来赌的！

我跟杰克到大西洋城的巡游不止限于NBA夏季休赛期。有时候我执法完一场西海岸的比赛后会被安排在次日早上飞回家休息几天。其实，我一等比赛结束就会搭的士到机场，然后登上飞往费城的红眼航班，通常在次日早上六点抵达费城。当我睡眼惺忪的走下飞机时，老兄杰克已经恭候多时。他邪恶的咧嘴一笑“走吧，蒂姆，时间不多了。我感觉今天我们会很幸运！”我就像喝了一杯黑咖啡，立马精神抖擞起来。我仿佛已经听见赌场的召唤，召唤我到泽西海岸再玩一次情绪过山车。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就能坐到二十一点的赌桌上，等待幸运女神的眷顾。

与此同时，金伯莉正在家中焦急的盼望我的车会在下午五点钟驶进车道。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拖着行李箱穿梭于全国各地的酒店，金伯莉就像对待初次约会那样对待我们少有的相聚之夜。我在家里的短暂停留好似冬季暴风雪时在机场的漫长滞留。她很可能以为我还在飞机上吃着过期蝴蝶脆饼、喝着姜汁饮料，其实我正在大西洋城跟“家庭朋友”杰克在喝酒打牌。这就是谎言的开始：当我该回家陪伴太太和女儿们的时候却偷偷在大西洋城鬼混。我总有负罪感，但负罪感既不够强烈也不够持久。我有个心头之痒要挠，可不管怎样挠痒都不会消失——我不想让它消失。

那些旅行总有同样的结局。带着满满或者空空的口袋，我们在傍晚时分开车回费城，准点到家。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金伯莉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女儿们会尖叫“爸爸回来了！”

“旅途顺利吗？”金关切的问。

“还行，一切照旧。”我回答说。

终于到家了，与世隔绝了，被家人保护着，跟魔鬼远离了——我在忽悠谁呢？

NBA赛季期间，每个月有26天我都在出差。包括季后赛之内，我一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像个游牧民。但每当我有三四天的休息时间，加上整个夏天，赌博就会占领我的全部生活。大西洋城的秘密之旅成了家常便饭，就像理发、加油、去教堂。如果天气不错，我白天打高尔夫，晚上玩牌。我邀请杰克和伙计们到家里装修豪华的地下游戏室整晚的玩二十一点。我发牌的时候女儿们轮流坐在我的膝盖上。我应该上楼为女儿们读苏斯博士（Dr.Seuss，著名儿童作家）的书哄她们入睡。但我没有。我在教她们敲桌子是表示向庄家要牌，挥手表示停牌。这太糟了，但我无法自拔。我为自己的行为找了很多荒谬和愚蠢的理由来开脱。我说服自己这是在和家人共渡美好时光，没什么比这更荒谬了。我已然感情破产，愿意为赌钱牺牲一切。我哪里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我跟杰克和赌友们的赌博冒险之高潮（或低潮）发生在美丽夏日的大西洋城。我告诉金伯莉我们去打高尔夫，下午六点之前回家。她叫我千万别迟到，因为晚餐会在六点准时上桌。但我们从来没去打高尔夫。相反，我们直奔博加塔(Borgata)赌场——传奇即将诞生之地。

杰克和我跟常跟一个叫弗莱德(Fred)的朋友打高尔夫。弗莱德跟杰克一样拥有自己的公司，自由支配时间，可以随时直奔大西洋城。弗莱德前几年做手术更换了两块髋骨，走路一瘸一拐。在高尔夫球道上和博加塔赌场里走路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学步的小孩。

像往常一样，我们开赌二十一点。弗莱德喜欢玩大的，有时同时抓三手牌，每一手赌注都高达五六千，而且还醉得不行。每赢一手他就又一杯啤酒下肚，我们都放浪形骸的笑。人群聚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弗莱德就像一个卡通人物，庄家付钱时他呼喊着、咆哮着、诅咒着。

“赢了！赢了！鸡肉晚餐！付钱吧，发牌的！”他放浪的笑震天动地，引来人们注视的目光——我可不是光指那些索要小费的漂亮女服务生。赌场老板可不觉得这很有趣，特别是当弗莱德一天赢了十五万美元的时候。我刚读完一本书叫《拆毁赌场》(BringingDown the House)，讲麻省理工的几个学生靠记牌赢了赌场几百万，赌场发现之后，那几个孩子被“护送”进密室里狠狠殴打。

当时就是这样。我注意到赌厅经理们在交头接耳，而弗莱德还在赢个不停。

“现在喜欢我了吗，发牌员！”弗莱德嘶吼着。

行了行了，低调是王道啊，我暗想。但弗莱德意犹未尽。筹码越堆越高，他把筹码塞进口袋，兴奋得就像第一次偷摸女生玉体的小男生。他仰靠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摄像头，张开双臂，捋起袖子，好像在说“伙计们，这里啥屁事也没有！”他竟然在嘲弄赌场。

一个，两个，三个……赌厅经理们聚集过来。文森特、萨尔瓦多、多米尼克们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盯着我们看，我开始冒汗。我赌得心不在焉，嗅到空气里麻烦的味道。就在此时，一个圆脸、长着吉米·杜兰特那样鼻子的矮壮男人径直朝我走来。该死，为什么是我？难道我脑门上印着“NBA裁判倒霉蛋”吗？

“你很面熟”他漫不经心的说道，同时上下仔细打量我。“你从哪来？方便填张信息卡吗？”我佯装要接手机，马上中止了对话。

弗莱德的幸运之旅仍在继续，他抛给我一个千元筹码。我赢了接下来的一手。我们像在玩大富翁，一切都不再真实——除了肾上腺素。我们一赌桌八个人，每人面前的千元筹码都堆到下巴那么高。 

“快发牌吧，小子”我喊道。“六点前我得回到家，不然得被老婆踢屁股了。”

口袋里揣着十五万美元，弗莱德的一天结束了，我们搭肩勾背走进餐厅。晚餐是名副其实的盛宴。开胃菜有炸鱿鱼、牡蛎、蚌肉、馅料蘑菇头，主菜是新鲜的巴西龙虾尾、北卡大对虾、三分熟的十六盎司上等牛排。我们八个人吃掉了三千块钱——这是大家对弗莱德今晚极品好运的恭维方式。所有人都吃撑了，好似节日期间的古罗马士兵在远方占领地暴饮暴食、胡作非为的现代版本。

我们爬回车上，返回费城，在路上缓和那些荣耀和作呕的瞬间。我提早十分钟回到了家。

“高尔夫打得怎样？”金问道。

“不错，我狠狠踢了杰克的屁股，但弗莱德令人难以置信，他今天没输过。”我回答说。

“饿了吗，我做了你最爱吃的吞拿鱼面。”金欢快的说。

我坐下来吃饭，脑海琢磨着两件事：第一，再吃就要撑死了；第二，明天能不能哄他们再去趟大西洋城。你能相信吗？当天的兴奋劲还没过，我就已经在期盼下次行动了。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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