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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涉及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导致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到底是与生俱来的先天因素,还是后天的培养与努力?到底存在不存在自由意志(或者可以说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多的大脑科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的一切,包括各种愿望、行为及表现,其实是先天基因和各种客观因素聚焦一起形成的结果。这个结论彻底动摇了构成文明社会基础的自由意志信仰。那么,这一发现对人类进步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是让人更为消极被动,还是赋予我们更多的知识,以便我们利用这些知识让世界更加美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这篇文章受到读者广泛关注,连续数日名列受读者最欢迎的文章之首。

世上并无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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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ringohan 原文作者:STEPHEN CAVE
发布:2016-06-13 18:40:44 挑错

世上并无自由意识,但相信有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好。

斯蒂芬·卡维(STEPHEN CAVE

几百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我们所知的文明依赖于自由意志信仰的广泛传播,失去这种信仰会带来灾难。例如,我们的道德规范认为,我们可以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自由选择。基督教传统把这种东西称为“道德自由”,即鉴别并从事善事,不仅仅受贪婪与欲望驱使的能力。启蒙运动的伟大哲学家康德重申了自由与善良之间的这种联系。他认为,如果不能自由地进行选择,那么说应该选择正确道路便失去了意义。

今天,自由意识假设贯穿于从福利到刑法等美国政治的各个方面,渗透于大众文化之中,支撑着美国梦想,即信仰无论生活开始时如何,人通过艰苦努力就能取得成功。正如奥巴马总统在《无畏的希望》所言,美国“价值根植于对生活的基本乐观态度以及对自由意志的信仰之中。”

那么,如果这种信仰受到削弱,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科学认定,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利用机械的因果定律予以解释,这一领域科学研究的成果越来越明显。这种观念转变是人们150年前开启的知识革命的继续。当时,查尔斯·达尔文首次出版《物种起源》。进化论提出不久,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爵士便开始延伸这样的含义:如果我们已经进化,那么知识这种心智能力一定是遗传的。不过,我们用这种能力——在这种能力上人们彼此差异很大——进行决策。因此,我们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生物遗传。

高尔登发起了一场是先天拥有还有后天培育的辩论,这场激烈辩论贯穿于整个20世纪。我们的行动是不是我们遗传因素展开后的效果?或者环境印记在我们身上的结果?人们在证明每个因素的重要性上都积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不管科学家支持一种因素还是另一种因素,或者两种因素相结合,但他们越来越多地认定,我们的行动肯定是由“某种东西”决定的。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大脑内部活动的研究为解决先天与后天之争提供了大量的依据,进一步打击了自由意志观念。利用大脑扫描仪,我们窥探到活人头骨的内部状况,解示出神经元的复杂网络,科学家达成广泛的共识,即这些网络是由基因和环境两个因素形成的。但科学家同样一致认为,神经元触发决定了我们全部的,而不是部分或大部分的思维、希望、记忆以及梦想。

我们知道,大脑的化学变化可以改变行为,否则,酒精和抗精神病药物都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一规律同样适用大脑结构:普通成年人在患脑瘤后变成杀人犯和恋童癖的案例证明,我们非常依赖于脑灰色体的物理性质。

许多科学家认为,美国心理学家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t)上世纪80年代就证明,人并不存在自由意志。人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在动作,例如移动手指之前,其大脑内部的电活动已经迅速增加。里贝特显示,有意识地决定运动之前,便出现这种电活动剧增的现象。我们通常把决定采取行动这种有意识的经历与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但这种经历似乎是附加的,是大脑已经启动行动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事后重构。

20世纪的先天与后天之争,为认定我们是各种非自我控制的影响因素所塑造这种观点打下了基础,但仍为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环境和基因,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种观点留下某些可能的余地,至少在大众想象中如此。然而,神经科学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这门科学将大脑描述为无异于其它物质的物理系统,认为,就像我们不能让心脏按照自己的意志跳动一样,我们无法让大脑以特殊的方式活动。当代科学对人类行动的描述是,一个神经放电,以不可中断的链条方式触发其它神经,产生了我们的思想与行动,这种链条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出生以及出生以外的东西。因此,从原理上讲,我们都是可以完全被预料的。如果充分掌握任何一个人的大脑结构以及化学成分,从理论上讲,我们就可以百分之百准确地预测这个人对给定刺激的反应。

这一研究及其包含的意义并不新鲜。但新鲜的是,对自由意志的怀疑已经蔓延到实验室之外,进入社会主流。例如,在过去的10年里,利用神经学证据的法庭案例数字翻了一番多——其中绝大多数是被告方认定是大脑指使他们那样行事的。同时,至少根据旨在解释“人的大脑对”从音乐到神奇等各种东西产生的反应的有关书籍及文章的数量判断,许多人正在接受这样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论日益流行,怀疑论者也在崛起。

这一事态发展提出诸多令人不适——而且越来越显出非理论性——的问题。如果道德责任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能力的信任,那么,随着决定论的蔓延,我们在道德上会不会变得不负责?还有,如果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自由意志信仰视为一种幻觉,所有基于自由意志的机构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2002年,两位心理学家有了一个简单却十分聪明的想法:他们没去猜想失去自主选择信仰后会出现的情况,而是通过一项实验来寻找结论。当时在犹他大学任教的凯萨琳·沃赫思(Kathleen Vohs)与匹兹堡大学的约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安排一组参与者阅读有关自由意志是种幻觉的文章,另一组人员则阅读在这个问题上持中立立场的文章。然后给每一组人员施加各种各样的诱惑,观察各自的表现。抽象哲学信念上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人们做出的决定?

答案果然是肯定的。结果证明,在参加作弊很容易的数学考试时,事先认为自由意志只是幻觉的这组人员更容易违规偷看答案。给予一个偷窃机会,即从装有1美元硬币的信封里取出超出应付金额的钱,自由意志信仰受到摧残的人员偷得更多。沃赫思告诉我,根据一系列指数判断,他们发现,“那些受到引诱不太相信自由意志的人更有可能出现不道德的行为。”

看来,如果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个体,就不再认为应该对自己的不良行为承担责任。因此,他们的行为就没有了责任感,而是放纵于更为邪恶的本能。沃赫思强调说,这种结果不仅限于实验室的人为条件。“在本能地相信自由意志的人士与不大相信这种信念的人士之间,会看到同样的效果,”她说。

例如,在另一项研究当中,沃赫思及同事测量一组计日工人对自由意志信仰的程度,然后通过观察管理人员的评分来检查他们的工作表现。那些强烈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自己行动的人更能按时上班,而且被管理人员评为更有能力。事实上,结果表明,自由意志信仰这一指标可以更好地预测工作表现,超出了自称的工作道德等既定指标。

研究自由意志心理学的另一位先驱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罗伊·鲍梅斯特尔(Roy Baumeister),他扩大了这些发现。例如,他和同事们发现,与信仰自由意志程度较强的学生相比,不大信仰自由意志的学生不可能主动花时间帮助同学。同样,通过阅读诸如“科学已经证明自由意志系幻觉”说法已经持有决定论的人,更不可能向无家可归者提供金钱帮助,或把手机借给他人。

鲍梅斯特尔与同事从事的进一步研究,将自由意志信仰下降与压力、不幸福以及夫妻信任度下降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当受试者受到诱导,相信“所有人类行动都是沿袭以前的事件,最终可以从分子运动学解释”时,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感觉就会降低。今年早些时候,其他研究人员也发表一项研究,表明自由意志信仰减少与学术表现下降相关。

这样的研究清单还在继续:业已显示,认为自由意志是幻觉会让人们的创造力下降,让人更容易遵从大流,更不愿意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看来,从各个方面讲,拥抱决定论就是纵容我们的黑暗面。

几乎没有学者认为,人们应该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提倡让谎言成为不朽,损害他们的正直与诚信,违背了哲学家长期以来所珍视的原则,即柏拉图所希望的真和善同在。以色列海法大学哲学教授索尔·史密兰斯基(Saul Smilansky)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与这种两难困境奋争争,他得出的痛苦结论是,在自由意志方面“让人们接受真相的代价太高。”

史密兰斯基确信,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此外,如果绝大部分人认识到这一点,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他告诉我说,“假设我正在考虑是否履行自己的职责,例如乘降落伞进入敌国领土,或者一些更为平常的事情,如冒着被解雇的危险去揭露不法行为。如果大家都接受不存在自由意志的说法,我就会知道人们会说‘不管他怎么做,他没有选择——我们不能责怪他。’”这样我就知道,做出自私选择并不会受到谴责,“接受决定论情景的人越多,情况就越糟糕。”

史密兰斯基认为,决定论不但削弱了指责,也破坏了赞扬。假设我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敌国领土从事一项大胆的行动。过后,人们会说我当时别无选择,按照史密兰斯基的术语,我的功绩只是“事先给定的某种东西的展开”,因此几乎不值得赞扬。所以,削弱赞扬去掉了从事善事的激励。他说,我们的英雄看上去将不会那么令人激动,我们的成就不那么值得注意,很快,我们就会陷入颓废与沮丧。

史密兰斯基提倡一种他称所的幻觉主义,即相信自由意志其实是种幻觉,但社会却必须捍卫这种幻觉。决定论以及所有支持这种思想的事实,都必须被限制在象牙塔之内。他告诉我,只有在那些墙壁背后那些新加入者“正视黑暗的真理。” 史密兰斯基说,他认识到,这种思想存在某种极端,甚至可怕的东西——但如果非得在真与善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为了社会,应该让真走开。

当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动因(agent)时,他们就不再认为应该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史密兰斯基的论点乍听起来很奇怪,尤其考虑到世上并无自由意志这样的内容:如果我们真的不再能够决定任何东西,谁还在乎什么样的信息释放出来。但是,新的信息自然是与任何其它东西一样的感官输入;它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即使我们不能意识到这种变化。依照因果的语言,相信自由意志也许不会激励我们去做最好的自己,但的确可以刺激我们那样去做。

幻觉主义在哲学家中仍处少数地位,绝大多数哲学家依然希望,善与真和谐一致。但在知识精英当中,幻觉主义代表着一种古老的思想学派。尼采曾称把自由意志称为一种允许我们从事“审判与惩罚”的“神学诡计”。像史密兰斯基一样,许多思想家认为,要避免陷入野蛮状态,审判与惩罚机构是必需的。

史密兰斯基并不提倡奥威尔式的思想控制政策。幸运的是,他认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政策。我们自然地会想到自由意志的信仰。科学家与评论家只需实施某种自我约束,而不是得意洋洋地排除人们的幻觉,这些幻觉支撑着他们所珍视的一切。大多数科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想法可以产生的影响,” 史密兰斯基告诉我。“倡导决定论自鸣得意,但却是十分危险的。”

然而,并非所有公开反对自由意志的学者都无视社会及心理后果。有些人只是不赞同这些后果中可能包括文明的崩溃。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就是神经学家兼作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哈里斯201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自由意志》的书,旨在推翻意识选择的幻想。与史密兰斯基一样,他认为根本不存在自由意志。但哈里斯认为,没有整个这个概念,我们会过得更好。

 “我们需要自己的信仰跟踪真的东西,”哈里斯对我说。幻觉,不管愿望多么好,都会让我们停步不前。例如,现在我们用囚禁这种低级的手段规劝人们不要做坏事。但他认为,如果我们转而接受“人的行为来自神经生物学”的观点,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人不顾囚禁危险而做坏事——以及如何制止坏事。哈里斯说,“我们需要了解,作为社会我们可以拉动什么样的杠杆,鼓励人们成为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版本。”

哈里斯说,我们应该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最凶恶的罪犯——例如凶残的精神变态者——也是不幸的。“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无法制造自己的大脑,然而他们的所有意图和行动均源于自己的大脑。”深究起来,他们的罪行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冷静思考为了让他们自新,为保护社会,为减少未来的犯罪行为,该如何管理这些罪犯的问题。哈里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有可能治疗类似精神变态这样的疾病,但条件是我们需要承认,大脑而不是虚无缥缈的自由意志,而是这种变态的根源。

接受这种观点还会让我们摆脱仇恨。让人们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似乎是文明生活的基石之一,但我们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指责别人让我们充满愤怒,渴望复仇,因而模糊了我们的判断。

 “比较一下人们对卡特丽娜飓风和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哈里斯说。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劫持飞机的人就是邪恶的化身,他们自愿地选择作恶。但如果放弃自由意志的观念,就也应该视他们的行为与其它自然现象一样——哈里斯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让我们在应对过程中表现更为理智。

尽管两场灾难的规模相似,但人们的反应却大相径庭。没有任何人试图对热带风暴采取报复措施,或者宣布对天气开战,因此对卡特丽娜飓风的反应,只会把重点放在重建和预防未来灾难上。哈里斯认为,对911事件的反应却被愤怒与复仇的渴望所笼罩,结果导致更多毫无必要的牺牲。哈里斯并不是说我们根本不应该应对911事件,他只是说,头脑冷静的反应会完全不同,也不可能造成更大的浪费。“仇恨是有毒的,”他告诉我,“它会破坏个人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失去自由意志信仰会削弱憎恨任何人的理由。”

固然,凯思琳·沃赫思及其同事的证据表明,这种认为我们的行动是由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观点,会带来社会问题——如削弱我们的道德、动机以及我们对生活意义的感觉——但哈里斯认为,用完全相同的观点观察他人的行为却可以对社会带来好处。从这一点看,决定论的道德意义似乎完全不同,要好得多。

此外,哈里斯提出,随着普通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大脑的运作方式,许多沃赫思及其他人记录的问题将会消失。哈里斯在书中写道,决定论并不意味着“有意识的认知和慎重思考没有作用。”某些行动需要我们能够意识到选择——去权衡论据,对证据做出评价。没错,假如重新置于完全相同的环境之中,我们会百分之百地做出同样的决定。“就像电影胶片倒带之后重放一样。”但是,这种有意行动——绞尽脑汁对付各种事实和我们感觉的情感是我们本性所必需的——仍然是真实的。

哈里斯认为,严重的问题是人们经常把决定论与宿命论混为一谈。决定论认为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无法割裂的因果关系链中的一部分,而宿命论则认为其实我们做出的决定都无所谓,因为所有注定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就像俄狄浦斯一样,尽管他竭力想摆脱娶母亲为妻的命运,最终却无法躲避。

史密兰斯基告诉我,许多科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思想会产生的影响。”传播这些思想“自鸣得意,但很危险”。

知道没有自由意志,人们就会错误地成为宿命论者。他们会认为努力无济于事。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人们并不走向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给出不同的激励(例如有关自由意志的不同观点),他们的行为就会出现不同,因此就会有不同的人生。哈里斯认为,如果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细微的差别,自由意志信仰丧失造成的后果根本就不会像沃赫思和鲍梅斯特尔实验所显示的那么消极。

人们能不能走得更远一点。有没有一种方法既保存自由意志信仰的鼓舞力量,又不失随决定论而来的富有同情心的理解?

哲学家和神学家习惯于谈论自由意志,好像它不是打开就是关闭;好像我们的意识可以像幽灵一样漂浮,完全游离因果链之外;或者我们好像从山顶上滚下的石块一样度过一生。然而,认识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或许还存在另一种途径。

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根据我们针对一种特定情况筹划多种潜在反应这种非常真实而又复杂的能力来,思考选择自由的问题。其中一位就是扬斯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布鲁斯·沃勒(Bruce Waller)。在名为《恢复性自由意志》的新书里,他写道,我们应该专注于在某种给定场合下我们能为自己做出广泛的选择方案,在没有外部约束情况下从中做出选择的能力。

在沃勒看来,重要的并不是放电神经元组成的因果链是这些过程的基础。他认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对立双方,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水平上描述我们的行动。

沃勒认为他的描述符合对我们进化构成的科学理解:觅食类动物——不但人类,还有老鼠、熊和乌鸦——需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为自己做出多种选择的能力。拥有巨大脑容量的人类比其它动物更善于思考与权衡选择。我们的选择范围更广,这样我们就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沃勒有关自由意志的定义符合许多普通人的看法。一项2010年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认为自由意志就是遵循自己的愿望,没有胁迫(例如有人用枪顶着你的头)。只要我们继续相信这种实际的自由意志,应该足以保留沃赫思和鲍梅斯特尔研究的那种理想与道德标准。

不过,沃勒对自由意志的描述,仍会导致一种对正义和责任非常不同的观点,超出了多数人现在所持有的观点。任何人都不是自己造成的,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或者自己出生的环境。因此,任何人对自己的真正人品或所做的事情都不负最终责任。沃勒告诉我,他支持奥巴马2012年在题为《并不是你们所建(You didn’t build that)》演讲中所表达的情感。在这篇演讲中,奥巴马呼吁人们关注帮助人们实现成功的外部因素。同时,讲话引起那些相信自己是自己命运唯一设计师的人们的激烈反应,他并不感到意外。但沃勒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人生结果是由先天和后天上差异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采取实际措施来弥补不幸,帮助所有人实现潜能。”

随着我们慢慢揭示出我们自己思维的本质,理解思维如何运作将需要几十年的努力。在许多领域,这项工作可能引起更多的同情心:向处于不利境地的人们提供更多(以及更精确)的帮助。而当惩罚威胁成为必要威慑力量时,在许多情况下,它可以通过加强而不是削弱自治能力的努力予以平衡,对任何希望过体面生活的人来说,这种自治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导致成功的意志——观察自己的积极选择,做出好的决定并坚持之——是可以培养的。此外,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最需要这种培养。

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做法听上去是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毫无必要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不过,它也是保留自由意志信仰体系最好部分,剔除其最差部分的一种努力。奥巴马总统——既捍卫 “自由意志信仰”,又认为我们并不是自己命运的唯一建筑师——懂得其间经过的细线。然而,在科学的时代里,这也许是我们拯救美国梦想——还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有关文明的许多思想——所需要的。

斯蒂芬·卡维是柏林的一位哲学家和作家,著有《不朽——追求永生以及这种追求对文明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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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3条评论
ringohan发表于:2016-06-13 18:41:58

这是译言网站改变以前翻译的文章,翻译后多次上传都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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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on发表于:2016-06-20 21:41:50

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本文的观点是我思想领域一直以来的困惑,至今没有答案,希望借此文可以解开我心底的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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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缘!!发表于:2016-07-27 14:54:32

先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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